从上世纪90年代初发端并持续至今的“广东打工文学作家群”，以其阵容齐整，持续时间长，身份明确，影响深远，成为在全国引起强烈关注，并逐步进入当代文学史主流的一个重要的创作群体

　　大众文化催生“打工文学”

　　“打工文学”，几乎是与“打工”这个词同步产生的，其背景往远里说可以涉及到全球范围内的产业大转移，往中看则与中国改革开放与工业化、城市化的社会进程有关，而最为切近的，就是农民进城务工的社会现象，即所谓“民工潮”。显然，“民工潮”并非仅仅出现在广东，可“打工文学”却差不多成了广东文坛的“专利”。

　　上世纪90年代初，珠江三角洲各地的一些地市级文艺期刊，如《佛山文艺》、《江门文艺》、《大鹏湾》等，开始发表打工者的作品，起初是读者来信，然后是短诗、短文，接着是短篇、中篇小说。慢慢地，这些杂志的篇幅几乎完全为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者所占据，其发行量也因此成倍增长。这时候的“打工文学”已经形成了如此强大的势力，能使文学杂志的发行量纷纷上涨，达到让国内众多纯文学期刊无法望其项背的程度。

　　而从内容上看，“打工文学”作品相比于流行音乐及电视剧的温情，具有更激烈的愤懑、更尖锐的疼痛，更深刻地反映与记录了剧烈变动的时代脉搏。然而，广东文学界的传统力量似乎要比音乐与影视远为强大，作为异类的“打工文学”，当时还不能跻身于以“纯文学”为标准的主流文学界，正如大量发表“打工文学”作品的杂志，不被承认为纯文学杂志一样。今天，“打工文学”已经登堂入室，成为广东文学界的生力军了。

　　身份焦虑与自我认同

　　作家群的概括，不管是以地域还是以题材、风格等为标准，都常要遇到界定的困难，而“广东打工文学作家群”却不存在这个问题。他们就是“打工者写打工者”，其身份十分明确。

　　作为飘泊在城市边缘的打工者，几乎每一位打工作家都曾经遭遇过刻骨铭心的身份焦虑。当年轻人从家乡的土地与血缘关系中抽离出来，被抛进这陌生的城市，他们就失去了身份，也失去了精神家园。我们完全可以将打工小说的主人公看成作者本人。小说中的焦虑，就是作者的焦虑，而正是这种焦虑促使他们拿起笔来写作。打工者写打工者，大多数情况下也是给打工者读，在打工者那里得到共鸣，从而缓解彼此的焦虑，这使他们的创作本身几乎变成了一种行为艺术：作品与作品的形成、传播、反馈同步化、一体化，作品实现的过程具有了与作品同等的意义。正因为作者、人物、读者处于一个以打工身份为标志的相对自足的共同体之内，作家失去了打工身份也就失去了自我。

　  从“打工”到“文学”：在挣扎中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