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子弟中学用的竟是美国教科书

　　清末的洋务派大员、湖广总督张之洞曾和京师大学堂7监督张百熙联合上书，敦促清廷建立新式教育体系。他们在奏折中建议，在各省省会建立大学堂以及配套的预科学堂和中小学堂，实际上张之洞和张百熙是想在省会城市建立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包括小学、中学，大学的预科学校、学院、大学。他们设想的整个教育体系以京师大学堂为核心。所有学校既教授西方艺术和科学，也教授传统的儒家经典。

　　他们对于现代教育制度的推崇和改革建议得到了清政府的重视。1905年，清政府设立学部。1908年，清朝皇帝颁布的一道有关教育的上谕中说：凡男童年逾八岁者应入学，违者责其父母亲属。无父母亲属者，由本地官员负责其教育。各省总督应敦促属下兴建学校。以此圣谕广布天下。

　　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提倡，新式学堂在中国大地上迅速结出果实。举个例子，仅仅是教授工程学课程的较为有名的学府就有：上海工业专门学校8，太原府的山西大学堂、唐山路矿学堂和天津的北洋大学堂。学生数目也是爆炸式的膨胀，仅仅在奉天9就有50所新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的学生总数大约有7500名。

　　现代教育也已经深入到满清贵族子弟之中。我曾造访过北京的八旗子弟中学，感到非常震撼，因为我看到满清贵胄子弟手中拿的竟是美国的教科书。我还参观过几所公办学堂，虽然他们的教学质量难以令人满意，但教学设备相当精良。

　　天津警政长官把献祭资金存为教育基金

　　他们的教学质量止步不前，主要是因为没有称职的老师和教材。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东方国家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这一点在中国人身上尤其突出，求学的目的是为了做官。这一宗旨在中国的学堂教育中仍未改变，学堂设立的目标，还是更倾向于培养优秀的官员。这对于一个急需现代科学启蒙的国家来说，是一个误区。我认为，处于现代教育事业发展初期的中国，应该培养更多的教师，而不是官员。

　　对于新知识的崇拜让旧的偶像崇拜土崩瓦解。在庞庄附近的一个村子，人们为了让孩子们学习读书写字，把庙里的神像扔到一个大坑里，将庙宇充做校舍。北京附近的一位耆宿积攒了一笔钱准备修缮庙宇，结果因“鼓励迷信”遭到当地官员申斥。天津警政的长官曾颁发禁令，禁止老百姓在中元节10献祭，他要求人们将用于献祭的钱存为教育基金。

　　留学生成为晚清政府精英或革命领军人物

　　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正在学习英语。许多高等学府，如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和广东的基督教大学的管理者都认为，既然学生学习英语的热情如此高涨，完全可以用英语做课堂作业。赫伯特·斯宾塞、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许多西方的哲学家及政治经济学、文学家现在在中国都有了自己的忠实读者。英文也渗入到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清政府在1910年下发敕令，允许在科技说明中使用英文，现在中国的火车票和列车时刻表通常用中英双语印刷。

　　中国有一些胸怀大志的年轻人，或是曾在教会学校中接受早期教育，或是受到传教士掀起的知识热潮的影响，他们远赴欧洲或美国最优秀的高等学府完成学业。

　　受这批留学风潮的影响，许多地方督抚，甚至清朝中央政府也开始遴选优秀的年轻人出国留学。这些留学生最初学成回国时面对的是怀疑与厌恶，有些人甚至被扣上对朝廷不忠的帽子饱受牢狱之灾。不过，他们很快凭借过人的才华崭露头角，并逐渐受到重用。

　　我总结了一个名单，上面列举着赴美求学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后担任的职务：在辛亥革命爆发前，他们当中有人担任了清政府的内阁高官、地方的道台，有人出任了驻英国、美国、德国、墨西哥、秘鲁和西班牙的公使、参赞及总领事，有人担任了诸如海关总税务司、中央政府六部的侍郎、铁路的总工程师、设计师和总监，有人担任了国家电报局的正职或副职主管、国际鸦片大会的清廷代表、清朝港口和重大工程的监理、清廷陆海军的各种要职以及其他许多要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