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物的价值，专家学者已经有很多论述，人们在实际生活中也有很多感触，应该说在全社会已形成相当程度的共识，即：文物是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历史遗存。从理论上讲，论断没错。但社会在发展，生活在翻新，对文物究竟具有什么样的价值这样一个问题，似乎也有了再探讨的必要。因为，文物是人类文明在传承中积淀的精华，是民族和国家文化的基因，是民族和国家记忆的实证，是民族和国家身份的名片，是民族和国家特色的彰显。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文物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越来越在走近。这是大趋势，也是好景象。但其中也还有一些值得重视的现象。比如，近年来一个被不少媒体炒作的热点就是鉴宝。各类鉴宝节目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鉴定过程中专家们虽然也对所鉴定的宝物做一些历史的、艺术的点评，但最终还是落脚在货币价值上，即值多少钱。再比如，前些年对大多数人而言还显陌生的拍卖，如今也是红遍大江南北，然而槌起槌落、台上台下，激动的中心还几乎是币值。还比如，随着以文物景点为内核的文化旅游不断升温，各级政府和一些商界精英，也越来越重视起了文化遗产地的开发和利用，这是好事。但开发利用的指向有时又显得太功利了点，仅仅用“赚不赚钱、能不能吸引来游客”一把尺子去衡量，追逐的依然是货币。

　　如果看一件文物的价值仅仅在于值多少钱，看一个文物景点的价值主要是在于能吸引来多少游客，久而久之，就会影响到对文物价值的认识，不仅不利于我们以健全的心态与积极的行动来保护、管理、利用文物，而且还会滋生和引发赝品泛滥、盗贼四起、走私猖獗等社会问题，甚至可能侵蚀文明和社会的根基。因此，文物的价值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仍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联系实际生活，似乎可以这样说，就整体而言，文物肯定有货币、旅游、投资等价值。但更重要的，人类历史、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都会通过文物来贮存信息，展示特色；反过来，文物因其所贮存和携带着人类历史创造的结晶和信息，而具有全方位的社会价值。从文明的形态上看，文明可分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从价值形态上看，文物也就相应地蕴含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价值。

　　经济价值

　　文物的经济价值当然包括货币价值，但更重要的是文物所贮存和携带着的各个历史时期人类应对自然、组织生产、交换与分配的智慧和信息。文物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她具有的独特魅力既可以因其价值连城而闻名于世，也可以因其精美绝伦而让人流连忘返，更可以因其贮存和携带着的先人的经济智慧和经济信息，让人类不断地获惠受益。

　　文物是在历史长河中穿过时空而遗留下来的幸存者，是历史上的经济形态、经济体制、经济机制的真实见证。举例来说：生产工具一般是作为判断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相当长时间内，西方学者一直认为手斧最早出现在非洲，中国等东亚地区就被划在没有手斧的“砍砸器”文化圈内，由此断言东亚旧石器时代经济文化落后于地中海和非洲。后来的考古发现证明，在我国旧石器时代人类使用过的石斧，远远早于欧洲手斧的使用时期，也就纠正了西方学者的定论。再比如，发现于陕西咸阳等地的秦诏版，上刻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度量衡诏书，作为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后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变革经济制度的实物例证，确证了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制度的历史贡献。还比如，山西平遥日升昌票号，作为我国历史上一家专营银两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金融机构，鲜活而真实地折射了清朝中后期复杂的社会背景下经济形态所发生的重大变革。尤其是日升昌票号所执著地坚持着的经营理念，至今还闪烁着智慧的光亮。

　　政治价值

　　文物的政治价值涉及面很广，比如政治体制、政治沿革的脉络；民族交融、宗教演变的史实；领土领海、疆域王权的实证等等。不少文物由于其作为直至今日所能见到的很少的、甚至唯一的携带准确而真实的重大史实信息的历史遗存，而具有无法估量的政治价值。

　　我国现存的长安、洛阳等古代都城遗址，大明宫等古代宫殿遗址，以及故宫、直隶总督府、霍州署衙、平遥县衙等旧址，较为完整地勾勒出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行政网络体系。湖北云梦睡虎地发现的战国秦简，包括官吏任免、徭役征发、军爵赏赐以及大量法律文书，较为清晰地展示出那个时代的政治运行状况。在西藏地区保存的元明以来中央政府敕封西藏地方官员的封诰、诏敕、印鉴、金册，以及清代认定达赖、班禅等藏传佛教大活佛转世灵童的金贲巴瓶和签牌，历代西藏地方政权及首领上呈中央的奏折、文件、信函等文物，毋庸置疑地证明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事实。多年来，特别是近年来水下文物的考证，不仅展示了中华民族丰富的历史文化，更为重要的是充分宣示了中国的神圣的海洋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