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从尧身上总结出“仁”的含义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对尧以天下百姓利益为重的仁德和“以礼让为国”的精神，孔子赞不绝口，他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从唐尧的身上，孔子总结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的含义。有一次，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回答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哪里止是仁呢，那一定是圣了！尧和舜都担心做不到呢！仁是什么呢？就是自己要站得住，同时也使别人站得住；自己要事事行得通，同时也要使别人事事行得通。能够就眼下的事情选择一些去做，可以说是实践仁的方法之一了)。”

　　孔子认为舜能用贤人改变社会风气

　　举直错诸枉 能使枉者直

　　孔子对舜的品德和善于用人特别欣赏，他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不与焉(舜和禹真是崇高啊，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一点也不为自己打算)！”又说：“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舜的贤臣当然不止五人，孔子认为舜的用人方法是“举直错诸枉”，意思是把正直的人提拔出来，其位置在邪恶人之上。只要君主这样做，就可以“使枉者直(使邪恶的人变正直)”，所以孔子说：“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用人得当的前提是要知人，孔子认为知人就是“知”(即智)，如果不知人，就谈不上“知”，正如禹所说的：“知人则智，能官人。”舜有知人之明，作为元首，他以选人用人为急务，“不为丛脞”(不关注琐碎小事)，使百官各司其职，然后根据其政绩进行赏罚，真正做到“无为而治”。难怪孔子赞叹道：“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自己从容安静而使天下太平的人大概只有舜吧？他干了什么呢？庄严端正地坐在朝廷罢了)。”

　　“孝”是舜最崇高的品德，他的“孝”感动了天下人，感动了尧，如没有这样的品德，众人不会推荐他，尧也不会接受他。孔子从舜身上看到了“孝”对稳定社会、教化人民的重要性，把孝道作为伦理道德的核心，作为“仁”的基础，可见孔子提倡的孝道也来源于虞舜之道。

　　孟子“言必称尧舜”

　　毫无疑问，尧舜之道是孔孟学说的思想源头，韩愈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中庸》称“仲尼祖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孔子把尧舜之道总结成以“仁”为核心的学说，孟子在孔子学说的基础上加以发挥，指出尧舜之道是实行“仁政”的“王道”，实行“仁政”的最终目的是使天下百姓安居乐业，而不是为了满足君主一人的欲望。应该说，孟子的思想更能代表尧舜之道。

　　尧舜把帝位传给有道德有能力的贤人而不传给自己的亲生儿子，这是他们最伟大的地方，也是使天下繁荣发展的根本所在。孔子对他们这样大公无私的品德极为赞赏，但没有作出进一步阐述。而孟子紧紧抓住这一点，围绕如何建立理想社会，对君臣关系以及人民、社稷、君主的关系进行讨论。

　　对于君臣之道，孔子曾说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则认为：“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意思是说，君有君的道义，臣有臣的道义，尧和舜之间的关系是后代君臣处理君臣关系的榜样。不能像舜侍奉尧那样，是不礼敬他的君主；不能像尧善待百姓那样治理天下，是残害他的百姓。孟子认为君臣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所以孟子又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陌路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孟子还认为大臣不称职应当罢免，君主不称职也要撤换。齐宣王曾问与王同姓的卿应当如何对待君主，孟子说：“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齐宣公一听，勃然变色。

　　对于君主和人民的关系，尧舜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就是把天下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尧之所以不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丹朱而传给与自己毫无关系的舜，就是不想“病天下而利一人”。舜以尧为榜样，也做出了大公无私的决定。孟子直接继承了这种思想，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这本是尧舜之道和孟子思想最光辉的一页，却因触及封建统治者最敏感的神经，被历代帝王视为异端邪说，以致后代儒家学者大多不敢提及，连韩愈在阐述从尧舜传至孔孟的“道统”时也不提这一点，严重歪曲了尧舜之道和孔孟思想。

　　尧舜之道 孝弟而已

　　春秋战国时期，流行以力服人的“霸道”，尧舜时期以德服人的“王道”被诸侯们忘得一干二净。孟子认为，用“霸道”只能使人力屈而服，但并非心服，用“王道”才能使人“中心悦而诚服”；用“霸道”只能强盛一时，用“王道”才能长治久安。他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又说：“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

　　孟子指出，推行仁政必须从发掘和培养人的善性开始，“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这就是人与生俱来的善性，人性之善包括“四端”，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这“四端”外发出来，便是仁义礼智，把它扩展到社会上，就是仁政。因而“性本善”就是仁政的基础，实行仁政离不开善。尧舜一辈子好善言行善，推行善政善教，为后人作出了表率。孟子说：“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又说：“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几乎没什么不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可见舜对善言善行是多么热衷。

　　孔子把尧舜之道总结成仁学，有子称“孝弟”为“仁之本”，而孟子认为“孝弟”就是尧舜之道，因为尧舜推行的仁政离不开仁义礼智，而仁义礼智本质上就是“孝弟”。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仁的实质是侍奉双亲；义的实质是顺从兄长；智的实质是懂得这两者并且不放弃；礼的实质是调节、修饰这两者)。”当曹交问是不是人人都可以为尧舜时，孟子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舜能使“天下大悦而将归己”，靠的就是他的“大孝”，“舜尽事亲之道而瞽叟底豫(高兴)，瞽叟底豫而天下化，瞽叟底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在孟子心目中，“孝弟”就是尧舜之道，只要做到“孝弟”，人人皆可为尧舜，一点也不难，难怪他说：“夫道(指尧舜之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

　　孟子认为，在夏、商、周三代，尧舜之道相传不熄，到了春秋几乎断绝，幸好有孔子把它继承下来。(钟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