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总是喜欢把“明清”放在一起进行讨论。而说到明清，总免不了要说两件事情，一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二是明清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当站在更为客观的立场上重新考察明清历史时，上述结论的某些片面性也就凸现出来。暂且不说如果不是鸦片战争、如果不是世界资本主义的猛烈撞击、如果不是中国融入世界历史发展的大潮之中，明清时期能不能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我们通常所说明清时期的种种社会状况能否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即便是明清时期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也未必就像人们所描绘的那样冰冷灰暗。

　　明清都是中国历史上的特定阶段　　

　　从社会发展的规律来看，矛盾是绝对的，统一则是相对的。同样，专制、集权是相对的，自由、开放却是绝对的。所以，尽管明清政府在大多数时间实施海禁，但私人海上贸易却从未间断；尽管明清政府实施食盐管制，但私盐也从未真正得到有效禁止。同样，尽管明清政府（其实不仅仅是明清政府）总是企图将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纳入统治者规划好的蓝图，但社会的发展却从来没有真正按照统治者安排好的轨道行进；尽管明太祖和清世祖都想建立起按个人意志办事的国家体制，但他们的个人意志最终仍得适应他们管辖着的数千万人口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如何认识明朝和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如何向大众比较合理地描述明朝和清朝的发展轨迹，应该是每个明史、清史研究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根据我的理解，明代、清代其实和汉代、唐代，乃至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一样，都是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历史阶段，都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作为明史研究者，我从来不认为明代比清代或汉、唐、宋、元更为重要，对一些断代史研究者将自己的研究对象无限拔高，我一直认为“甚无谓也”。中国历史的发展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各个历史阶段和各个朝代又都有自身的特点和个性，这才是历史研究者所应该予以充分关注的。　　

　　孜孜勤政与垂拱而治　　

　　就政治态势而言，清朝通过对周边用兵并辅之以宗教和民族政策，建立起中国有史以来疆域最为辽阔的国家。有国外学者将清朝的疆域说成一个等边三角形：东北至库页岛东北角，西北至巴尔喀什湖西北角，南到马来半岛的南端，总面积约两千万平方千米，比明朝要风光得多。而康雍乾持续一个半世纪的“盛世”，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所没有过的。对此进行研究和宣传，无疑可以提高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何况清朝还有一批勤政的皇帝，且不说康熙、雍正、乾隆，即使是批准签订南京条约的道光、被八国联军驱赶出北京的慈禧，也都曾经是兢兢业业、夜以继日。

　　反观明朝，虽然太祖、太宗（成祖）有不少善绩可陈，但洪武、永乐间的严刑峻法、草菅人命却令史臣在进行掩饰时左右为难。其后继者，或者善于作秀而并无多少雄才大略（如宣宗），或者视皇帝为儿戏却不干正经事（如武宗、熹宗），或者既不知己也不知彼而梦想做“英主”（如英宗、思宗），或者上朝听政如木偶于国家大事一窍不通（如宪宗、孝宗、穆宗），或者干脆不视朝不见大臣却自以为“乾纲独揽”（如世宗、神宗）。侍候这样的皇帝，明朝的大臣们只得在无奈之中津津乐道于“垂拱而治”。宦官参政专权，虽然不像唐朝那样可以废立皇帝，但至少可以进退大臣。大学士和言官们的大量时间及精力耗在了劝导和阻止皇帝及宦官们对国家事务的“破坏”，但皇帝和宦官却认为干坏事的不仅仅是他们，被认为糊涂透顶的武宗却说出了十分清醒的话：文官中好人仅有三四，坏人却占了六七。　　

　　崇本抑末与广开利源　　

　　就经济社会而言，明朝由于土地兼并和政策的僵化产生大量的流民，这些流民或者进入山区，为开发山区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时时和土著及官府发生矛盾，并酿成多起规模不小的民变；或者进入城市，成为城市繁荣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但他们又是城市中“无根之徒”、动乱之源。徽商、晋商、江右商、闽粤商、两湖商，苏州、扬州、杭州、松江、临清，无须历史家的叙述，即从“三言”、“二拍”中也可以体会到明代城市生活的纷纷扬扬。且不说苏松杭嘉湖地区星罗棋布的繁荣市镇，即使是江西的景德镇、樟树镇，湖广的湘潭、广西的梧州，也是商贾成云，货积成山。但就传统眼光看，这种活跃和繁荣却不免受到指责，被认为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由于皇帝不承担责任，内阁又在“真宰相”、“假宰相”的夹缝中挣扎，明太祖的“海禁”、“不征”、“不设丞相”等“祖训”成为明朝政策僵化的根源，所有的经济政策都是在“不争议”中微调，私盐、私茶，矿盗、海盗，既是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也反映出明朝以农业税为基本税收的尴尬。

　　与政治上的严峻冷酷相比，清朝的经济政策至少是对内经济政策却显示出某些灵活性，一方面，矫枉过正地吸取了明朝的经验教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建立起了比较稳定的小农社会；人口流动多往边境，既开发了边疆，又至少在乾隆退位之前没有引起太大的社会动荡。另一方面，虽然口口声声仍然是崇本抑末，但商品流通也相对顺畅。社会稳定，社会财富自然积累，北京、苏州、汉口、佛山遂成为天下货物的“四大聚”，而江西的景德镇、樟树镇、河口镇、吴城镇，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

　　文人的脊梁在清朝折断　　

　　就思想文化而言，尽管明太祖“以重典治天下”、明成祖以“瓜蔓抄”诛杀方孝孺十族，还有王振、魏忠贤当道时的恐怖，但明朝在总体上是自由奔放的；尽管清康熙帝号称开明、乾隆帝堪称风流，也有于成龙等人的铮铮铁骨，但清朝总体上是严峻冷酷的。

　　明代中期以后，是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思想引导社会思潮，是商人的消费方式影响价值观念。阳明学派、泰州学派，前后七子、江南四子，台阁派、公安派、竟陵派，传奉官、马尾裙，民歌、时调、小唱，形形色色的思想家、文化人，富商、巧匠、名妓，名儒吴与弼、陈献章、王守仁，异端王艮、颜钧、何心隐，山人徐渭、乐新炉、陈继儒，“洋僧”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基督教徒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洋人的书、洋人的炮、洋人教师。光怪陆离，目不暇接。自由之风、西方之学，犹如润物之和风细雨，细致入微。

　　清代则是统治者的思想领导社会潮流，直至晚清，肃杀之气尚存，致龚自珍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之叹。即以文字狱论，明朝的文字狱大多为胡乱杀人，清朝的文字狱则为蓄意杀人，其后果遂全然两样。明朝的士大夫越是被朝廷惩罚，便越是得到舆论的赞扬，于是更加意气风发；除了文字狱和贪赃枉法，清朝的士大夫倒是少受惩罚，但不是最高统治者的仁慈，而是士大夫的“死相”。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其实是在清朝被折断的。在洋务运动发生之前，他们的聪明才智皆用于“朴学”即考据之学，虽然远离了社会、远离了民众，听不到他们关注社会、关注民众的呼声，但对于整理中国故籍，却多有贡献。至于洋人，倒是在康熙时做了一阵子花瓶，而雍正帝则将他们统统赶到澳门，省去了许多麻烦。但当洋人携带着坚船利炮卷土重来之时，却瞪目不知所措。

　　这其实又是明代和清代社会的差异或者说各自的特点，至少是我对明清两代时代精神和人文面貌的认识。但心态的矛盾也因此而生，从维护社会稳定来说，清代有借鉴意义；但从倡导自由开放和社会发展来说，似乎明代更具有胸襟气度。（方志远/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