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肇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高瞻远瞩，要求“所有司法人员，必须是法官考试合格人员，方能充任”。

　　1913年，梁启超走马上任司法总长。《申报》报道：“任公于司法之黑暗久不满意。此次入阁，即抱定改良宗旨，拟以积极的方法创建法治国模范。其入手在乎除积弊选贤能。”六大司法施政方案，首推厉行考试，以免幸进。

　　斯时，法治热潮勃兴，司法理念巨变。往昔天经地义的司法与行政不分，地方长官兼理司法的体制日趋过时落伍。而法政教育在科举废除后一枝独秀，呈现爆炸式增长之势，为法官考选提供庞大人才资源。据统计，1912年至1925年，法政学校占全国高等学院四成左右，在校生比重更是高达半数以上。

　　北洋政府甫一成立，司法官考选成为重中之重。1915年6月，《修正暂行法院编制法》出炉，明确规定推事(法官旧称)及检察官，需经考试合格，方可任用。此后，举办正式司法官考试五次，举凡考试资格、内容及程序，影响深远。

　　同年9月颁布的《司法官考试令》，规定应试人员资格积极与消极要件。受过法律专业教育的人才备受青睐，“海龟”人才更是欢迎之至，经司法官再试典试委员会过半数之议决，可以免试录取。

　　司法官考试分为甄录试、初试与再试。通过上一关者，方可进入下一关。首关为笔试，考察国文及法学通论。在初试环节，笔试考察科目有宪法、行政法、刑法、国际公法、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法院编制法、国际私法十科。口试有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五科。再试环节，笔试以诉讼案件为题，考生详述案件事实及理由，拟具判词作答。

　　以第三次司法官考试为例，1919年7月底，连考两天。在北京考场，甄录试国文试题分为“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论”，“孟子论皋陶执法、张释之论犯跸，是否合于法治国之法意，试评论之”；江苏考场重视现实问题，国文题为“拟声明领事裁判权于中国有害、于外国无利，提出国际联盟理由书”，法学通论题为“司法部对于下级审检厅之训令，是否为法律解释，其与大理院(最高法院)之统一解释法律权之异同何在，试说明之”。

　　在武汉考场，法学通论题貌似陈旧，为法律与道德区别及其关系，法律与政治之异同及其关系。今日《法理学》课本依旧聚讼纷纭。国文题相当出彩，“拟大理院编订判例要旨汇览序文”，“拟司法部分年筹办添设厅监计划呈文”。

　　70分以上合格的考生，凭券半价乘火车进京口试。考生解释法令、分析案例，须随问随答，不留思考余地。非反应敏捷、口才流利，难以过关。遴选司法官尚有不成文规定：五官不正、形象猥琐者，一概摒之门外。最终录取70分以上合格者189人，全部送入司法讲习所，进行为期两年的专业学习深造。录取率十分之一，过五关斩六将的幸运儿，期满再试合格，方能成为候补推荐，实习获任。

　　北洋军阀时期，通过正规考试的法官占全体司法官总数的半壁江山。法学界陈瑾昆先生有言：“现章司法官均严行考试，此为司法界之特色。司法界人才较他界整齐，当推此为唯一原因。此种良美制度固别无置议之余地。”

　　梁启超高度评价说，十年来，国家机关之举措无一不令人气尽，稍足以系中外之望者，司法界而已。北洋时代，政治昏暗，南北对峙，军阀混战，唯独司法界尊严始终未坠。宋教仁案中，传唤总理到庭，即为显例。(法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