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全 要敢于接纳不同的价值观

　　我更多关注的是“文化自信”和“文化身份”意义上的“文化安全”。所谓“闭关锁国”，有两层意思，一个是指文化意义上的不自信心态，一个指文化产业意义上的壁垒保护。

　　新京报：公开谈论“文化安全”问题，似乎并不多见？

　　魏鹏举：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界不是很愿意谈论这个问题，因为一旦涉及意识形态，大家都比较谨慎。受以前观念的影响，即使有研究，不少人还是停留在“防止渗透”的层面，更关注如何屏蔽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等。

　　新京报：那您为什么要提“文化安全”？

　　魏鹏举：作为一位文化学者，我认为对于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来说，保持文化独立、自信与延续性，非常重要。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如果只是简单地进行屏蔽外来文化，或者消极对待，是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的。

　　新京报：那您所理解的“文化安全”具体指什么？

　　魏鹏举：我更多关注的是“文化自信”和“文化身份”意义上的“文化安全”。简单地说，就是内聚人心，外树形象。

　　“文化安全”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文化精神层面的，主要是指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比如对文化礼俗的继承，对历史文物的保护和对文化遗存的创新，形成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以此凝聚人心；一个是文化产业意义上的，不管是国内的文化市场，还是涉外的文化交易，都能形成一种充满活力的常态化交流。

　　新京报：你最近发表的观点是“文化安全不能靠闭关锁国”，基于什么考虑？

　　魏鹏举：所谓“闭关锁国”，有两层意思，一个是指文化意义上的不自信心态，一个指文化产业意义上的壁垒保护。中国当代文化产业发展相对稚嫩，没有完全积累起来，适当的保护是必要的，但是这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暂时的、过渡性的手段，如果本末倒置，把封闭作为目的，是不可能解决文化产业发展问题的。

　　新京报：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安全观”？

　　魏鹏举：我们需要建立一个自觉的、自信的文化形态，敢于融入世界，并且接纳不同的文化形态和不同的价值观。

　　文化创新 政府要减少直接干预市场

　　文化意义的创新，更多的是需要保守，保护和守成，现在一些城市的做法是拆掉真文物，重建假古董，这不是“文化创新”，而是文化损害。

　　新京报：如果说这种“文化安全”是目的，那么当下的文化创新就是手段了，现在各级政府是文化创新的重要推手。你曾说当前一些把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未来城市支柱产业的城市，对于文化创意产业的期望，要有所调整，为什么？

　　魏鹏举：文化产业的价值需要理性看待。一方面，文化产业确实能带来效益，比如直接收益，像对文化商品的消费，但是这一部分表现的并不是很突出，并且，由于文化产品具有很强的辐射性、渗透性和带动性，能产生许多衍生产品，比如前几年韩国的《大长今》引发的韩流，把韩式审美推广到美食、服饰、美容等多个领域，就是说“文化的认同度”拉大了韩国的对华出口。

　　另一方面，不能因此对文化产业寄予过高的期望，幻想文化能对GDP产生多大贡献，比如不少城市现在每年都会花几个亿，乃至数十亿的资金投入到文化领域，目的不是为了发展文化本身，而是期待高产出、高收益。对此，我认为这种期望不太现实，需要合理看待文化产业的价值，要理性看待文化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何况这种“大手笔”投入能够持续多久，也值得思考。

　　新京报：那您认为政府该如何“调整”？

　　魏鹏举：文化不能搞“大跃进”，急功近利，狂飙突进，其实连到底什么是“文化创新”都没有搞清楚，没有深入去研究。文化意义的创新，更多的是需要保守，保护和守成，现在一些城市的做法是拆掉真文物，重建假古董，这不是“文化创新”，而是文化损害。政府可以积极作为，但需要做的是培育市场，注意权力边界，而不是大包大揽，直接干预市场。

　　新京报：如何“培育市场”？

　　魏鹏举：真正做强、做大我们自己的文化产品，让更多有活力、有竞争力的资本进入到文化产业领域，这才是中国“文化安全”的根本。由于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市场权力不对称，政府推动的扶持政策更多地落在国有资本身上，这主要体现在事业单位和享有事业单位待遇的机构，而由于国有资本天生的惰性，很容易在文化领域产生垄断，从而遏制文化市场的活力。

　　新京报：怎么做才能促进文化市场的健康发展？

　　魏鹏举：其实就是在扶持政策上，不分国有资本，民营资本，一视同仁。为什么同样都是书店，新华书店哪怕经营惨淡，照样旱涝保收，民营书店哪怕办得很有特色，照样接二连三关门？另外，不如采取文化消费券的形式，由消费主导市场，而不是生产主导市场，现在一些事业单位改革，政府不但“扶上马”，还要“送一程”，结果就是文化创新变成了“为改革买单”，反而不利于市场的培育和健康发展。

　　文化身份 现代化不能丢掉“文化身份”

　　虽然现代化程度很高，但是它们都始终保留了自身的“文化身份”，很多传统和文物都得到有效地保护和传承。

　　新京报：您刚才也提到当代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相对稚嫩，那么国外有没有一些成熟的经验教训可资借鉴？

　　魏鹏举：我认为首先需要做的是，是对我们传统文化资源、文化传统、文化价值的进行梳理，建立一种文化自觉。比如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虽然现代化程度很高，但是它们都始终保留了自身的“文化身份”，很多传统和文物都得到有效地保护和传承，我认为这是最应该学习的。

　　一个国家和民族需要与时俱进，但是在发展的时候一定主要保持与传统的一致性、稳定性，唯有如此，这个国家和民族才是自信的，健康的，有影响力的，其文化也是安全的。

　　新京报：不仅“文化身份”，它们的文化产业也是有目共睹的，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魏鹏举：以日本，像它的动漫、漫画、电影，还有音乐，不仅国内市场很发达，在国际上的输出也很强大，这很大程度得益于日本的文化战略和积极的文化产业政策。比如在“文化立国”战略上，它在经历了“军事立国”（以失败告终）、“经济立国”（比较成功）之后，开始制定了“文化立国”战略。在文化产业政策上，就像扶持高新技术产业一样，鼓励研发投入，逐步发挥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比如日本的电视台，除了保留像NHK这样的一部分必要的公共电视台之外，其他的传媒基本都是市场化的，这样，既保留有公共的、不受商业干扰的传媒，又使整个产业的文化活力和竞争力都比较强大。

　　新京报：韩国的文化似乎更为突出一些？

　　魏鹏举：在文化方面，韩国政府的作为表现得更为积极一些，它的发展比日本要晚一些，发生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着力发展文化，专门成立了韩国文化院，每年政府都会拿出一部分资金用来补贴和扶持文化相关行业。

　　总的来说，政府的作为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来办事，主要起到培育市场和弥补市场失灵的一个作用，尽力地保持不越位。比如说韩国也对电影领域有补贴，但不是补贴给具体的电影或电影企业，而是通过鼓励风险投资的形式来扶持电影市场，企业可以申请政府的低息贷款。由于风险投资的介入，要求严格，电影制作的效果会更专业，更认真。这样一来，既推动了行业的发展，又避免了政府直接干预微观市场，也减少了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

　　新京报：政府需要扶持，但是如何扶持确实是一门科学，对吧？

　　魏鹏举：我一直推崇政府的无为无不为的管理模式，比如像美国这样，实际上它并没有专门的文化部门，但是谁会说美国的文化或意识形态不够强大呢？某种意义上，政府是无为的，实际效果却是整个行业和市场的活力迸发，就是无不为，繁荣、丰富、多样。美国对文化的管理上，并没有什么公共文化和文化产业之分，他们主要看你所提供产品的属性，然后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管理，比如说根据税收标准来确定纳税、减税或免税，非盈利产品的部分可以免税，盈利产品的部分需要正常纳税。再比如说，一个文化企业在弱小时，可以申请非盈利机构来运作，享受一定的税收政策，但是盈利部分不能作为股东分红，只能用于企业的再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也可以申请变更企业性质，那就要按盈利企业来对待，不是一种身份定终身的。（时事访谈员 高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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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

　　坚持改革开放，着力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以改革促发展、促繁荣，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积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加快文化立法，制定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文化产业振兴、文化市场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规，提高文化建设法制化水平。坚持主管主办制度，落实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管理原则，严格执行文化资本、文化企业、文化产品市场准入和退出政策，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科技等手段提高管理效能。深入开展“扫黄打非”，完善文化市场管理，坚决扫除毒害人们心灵的腐朽文化垃圾，切实营造确保国家文化安全的市场秩序。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本文来源：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