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对话史”丛谈之一

　　编者按

　　第二届尼山论坛将于2012年5月21日在孔子诞生地——山东省泗水县尼山举行。这一天是“联合国世界文明对话日”。届时，数十位来自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要和学者，将围绕“和而不同与和谐世界：信仰·道德·尊重·友爱”这一论坛主题展开广泛的对话。继首届尼山论坛成功举行之后，“对话”一词将再次成为“关键词”。从1月30日开始，光明日报推出“文明对话史”丛谈，把“对话”这种多元文明的交往方式，置入历史的脉络之中，叙述世界历史上几次重要对话的发生，彰显人类文明的对话精神，展示多元文明的发展前景。欢迎大家关注。

　　人类文明历史源远流长，色彩斑斓。地理环境、语言系统、社会存在、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要求不同文明之间的正常交往必须以对话的方式展开。人类多元文明发展史不断在提示我们：对话是文明的有机部分。一部人类多元文明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史。

　　此刻，文明史正在向对话史敞开。从对话史的窗口观望文明，看到的是人类精神的别一样风情。

　　对话方式是对话史的初始问题。让我们先来梳理一下世界多元文明的主要对话方式。

　　对话首先是语言的对话。有一种说法：搅乱语言是上帝压抑人类狂妄，专为人类设置的天然障碍。也许我们不同意这种语言起源的神学观点，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翻译是克服这种天然障碍的唯一途径。由于语言的不同，两个民族之间的交往必须通过翻译来进行对话。翻译不仅是人类文明最初的对话方式，也是最持久的对话方式。要掌握这种方式，必须熟练掌握本民族语言，还要长期认真学习对方的语言。翻译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主要对话方式，其精髓就是虚心向对方学习，在学习对方语言的过程中学习对方的思想文化。汉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善于学习“外语”的民族。

　　贸易是世界上跨越狭隘的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一种功利性对话。人类社会从原始的以物易物的商品交换到现代复杂的商业谈判都可视为这种功利性的对话方式。贸易对话的精髓就是互利互惠、讨价还价和妥协成交。在人类文明史上贸易行为常常又与政治行为、战争行为、文化行为等联系在一起。比如中国古代的朝贡贸易体系，主要不是为了经济对话和商业对话，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文化上的对话。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宣扬大明文化的仁德，而不是为了挣钱。资本主义兴起后的世界贸易体系，则带有明显的资本扩张性质。贸易对话直接导致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开放。中国汉唐时期陆上的丝绸之路和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以及今天的“中国制造”之路，赋予中华文明对外部文明开放的活力。

　　如果说贸易是商业层面的对话，外交就是国家层面的对话。自从国家诞生以后，人类文明社会就进入国与国之间的频繁交往或对话过程之中。现代外交一般被看做是从文艺复兴早期的意大利北部开始的，最早的大使馆是在13世纪里设立的。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确立了主权国家作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法主体的地位，也标志着现代世界体系的建立。外交的基本特征就是以和平的方式，或者说以对话的方式，行使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利益，加强国与国之间多方面、多层次的交流。外交对话是解决国际争端以及使国与国之间保持正常关系的重要途径。外交对话通常需要专门的机构和专业人员来从事，如外交部、大使馆、外交官等等。外交对话水平不仅需要修辞学技巧，更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以及国家声誉。中国外交长期奉行“和平共处”等五项基本原则，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赢得了广泛的尊重。

　　最深层的对话也许是灵魂的对话。灵魂的对话导致世界多元文明发展史上的第四种对话方式——宗教。一般认为，宗教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出现的文化现象，它实际上是一种靠话语体系建立起来的有组织的信仰活动。文化是有地域性的。任何一种有影响的宗教文化都有一定的活动范围，如果某一文明的宗教要超越自己的活动范围向另一文明的宗教的势力范围发展自己的影响力，就必须与另一文明的宗教进行对话。源于印度文明的佛教要向源于中国文明的儒教和道教所影响的地区传教，扩大自己的影响，就必须与儒教和道教对话。汉魏六朝期间，我们看到佛教在与儒教和道教对话过程甚至论辩过程中逐步在中国生根发芽，直到唐代达到三教融合的状态。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并不总是和风细雨或温良恭俭让的，相反常常是异常激烈，甚至是流血冲突性的，比如基督教世界对伊斯兰教世界的十字军东征。宗教对话的复杂性在于它往往与种族、政治等因素纠结在一起，在一些政教合一的国家里，为了维护本民族宗教的纯正性、正统性，不惜以“上帝”的名义或以“圣战”的方式挑起宗教战争。宗教对话的困难性在于有一些宗教排他论者，思想极端，主张众多宗教中只有自己信仰的宗教是绝对真实的，其余的都是谬误或异端，应当予以清除。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却从来没有爆发过大规模的宗教战争。中国三教合一的历史事实为世界宗教的和平对话树立了一个榜样。

　　“丛林法则”以及不可调和的政治、经济、文化矛盾，直接导致世界多元文明发展史上的第五种对话方式——战争。与上述四种对话方式有所不同的是，战争主要通过武力或暴力来对话。敌对双方发动战争对话的目的不是与对方握手言和，达成某种妥协，互利互惠，而是要在保存自己的前提下消灭对方，或者逼迫对方投降，进而获取己方的利益。战争具有鲜明的政治目的。历史上的一些超级大国，往往通过战争对话的方式来维持其对世界文明的主导地位，如罗马帝国，蒙古大元帝国、奥斯曼帝国、大英帝国等。战争也是革命的基本形式。战争在某些时代可促进新的文明产生，促进新的文明对话及文明融合。战争理论，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为文明对话理论所借鉴。比如中国最早的战争理论名著《孙子兵法》提出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等理论，就可以用来指导文明的对话。由于战争的破坏性极大以及大量地消耗人力物力，战争对话具有不可持续的特征。

　　上述五种对话方式侧重指不同文明之间的“广义对话”，是我们应该重点加以研究的。如果我们要对它们进行定性分类的话，上述五种对话方式又可分为建设性及非建设性或破坏性两大类。翻译、贸易和外交基本上是建设性的对话；宗教对话的建设性和非建设性可能三七开，七分是建设性的；战争则基本上属于破坏性对话。今天，为了推动世界多元文明的交融和发展，应该大力倡导建设性的对话方式，反对非建设性或破坏性的对话方式。只有建设性对话，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文明之间的平等交往，抑制文明的冲突。积极进行建设性对话，就是不同文明之间最大的文化尊重。

　　此外，还有某一文明内部的“狭义对话”，这种对话主要表现在学术思想之类的精神活动领域、政策辩论之类的政治领域。轴心时代的几大文明古国具有原创性思想就产生于对话方式。中国的孔子就是通过与弟子们的对话来阐述其仁学思想，孟子就是通过与国君的对话来论辩其仁政思想的。西方的苏格拉底，也是通过对话来表达其哲学思想，柏拉图的著作大都是对话体。从雅典民主对话到西方代议制的对话均体现了西方政治文明的对话传统，从春秋战国时期的“问礼”到汉武帝的“问策”，也体现了中国式的政治文明的对话传统。这类学术思想方面的精神对话方式、决策辩论方面的政治对话方式，因其具有文明的意义以及文明交流的意义，也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

　　展望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对话走多远，人类文明就能走多远。 （张三夕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