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和胡适都是二十世纪的著名学者，他们的家庭出身和求学、治学背景大相径庭。

　　前者出生于江苏无锡乡下的一个贫寒家庭，一生没有上过大学，也没有接受过欧风美雨的洗礼，完全凭自学登上高等学府的讲坛，成为一代学术大师。

　　后者出生于安徽绩溪的官宦之家，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年仅26岁便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是五四前后新文化界的当红主角。他们曾经相互欣赏、相互推崇，但由于种种原因，又长期处在激烈的矛盾之中，针锋相对，互不买账。

　　在新文化运动时，胡适高举“文学革命”的大旗，提倡白话文。钱穆身体力行，在厦门集美中学任教时一口气写下新诗10余首。钱穆治诸子学也深受胡适的影响，将诸子的思想放到当时的社会现实中进行立论和考察。

　　有一次，钱穆应苏州青年学术讲演会的邀请作《易经研究》的演讲。他在演讲中公开声称，他研究《易经》的方法正是采用了胡适“层层剥笋式”的方法进行的。一般地说，两人有这样的背景，关系是应该很好的。

　　苏州初见，不欢而散

　　1928年秋，37岁的胡适应邀到苏州女子师范讲学。抵达苏州的第二天，他受同乡、苏州中学校长汪懋祖邀请到苏州中学演讲。汪懋祖特地安排国文教师钱穆和胡适同坐于主席台。

　　此前，友人曾告诉胡适去苏州“莫忘一见苏州中学之钱某”。于是，两人礼节性地握一握手，并互致问候。刚坐定，钱穆便问道:“适之先生，《史记·六国年表》我遍寻遍询不得，您知道它吗？”

　　如此偏僻的史料，让胡适一下愣在了那里，他认定钱穆是有意让自己难堪。原本都很期待的一场聚会，就因为钱穆劈头一句话，令胡适大为恼火。

　　午宴后，主人挽留胡适在苏州逗留一晚，遭婉言谢绝，胡说:“实在抱歉，我没有带剃须刀，这一晚会让我十分难受。”大家在拙政园闲游和漫谈一个多小时，胡适坚持要走，但还是给钱穆留下了自己在上海的住址，说:“来上海，可到此相晤；若通讯，亦照此地址。”初次相见，胡适给钱穆的印象是一位流于世俗之名的学者。

　　因为一把剃须刀就要连夜赶回上海，大家都认为小题大做，只有钱穆心里明白，对方是以此为借口而不想和他交谈。他觉得自己正在撰写《先秦诸子系年》，有些资料遍寻不得，恰好碰到仰慕已久的大学者，不禁当面询问起来，实非有意刁难。

　　数十年后，他回忆往事时反思道:“余与适之初次识面，正式与余语者仅此。自念余固失礼，初次见面不当以僻书相询，事近刁难。然积疑积闷已久，骤见一天下名学人，不禁出口。亦书生不习世故者所可有。适之是否为戒不与余语。”

　　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钱穆未与对方联系，更没有去上海胡宅登门拜访。

　　“如果能使我心服，我连我的老子也不要了”

　　几年后，钱穆因胡适的弟子顾颉刚的鼎力推荐，进入燕京大学任教。

　　有一次，他听顾颉刚谈起，胡适曾当众提起过他。有人问起先秦诸子方面的问题，胡适说:“以后这样的问题不必问我，直接去燕大问钱穆好了。”

　　或许因为这一点，不久他便随顾颉刚、郭绍虞第一次踏进胡适的家门。时间是1931年3月22日。

　　此前，他和胡适就老子的年代问题通过几封信，各抒己见，互不承认。胡适沿袭清人的看法，认为老子年代早到春秋晚年，略早于孔子。而钱穆则认定老子晚到战国，晚于孔子。那天，两人又为这个问题争论起来，依然谁也没有说服谁。

　　1931年秋，钱穆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他进北大固然得力于顾颉刚的推荐，但也得到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的同意。

　　钱穆在北大主讲中国通史，常常听者云集。胡适上中国哲学史，同样受人追捧。两人都以演讲见长，语言生动，妙趣横生，学生中有“北胡南钱”之称。不过，他们坚持各自的学术主张，常常在课堂上将自己的研究心得灌输给学生，并当众批评对方的观点。胡适对钱穆关于老子其人其书的观点不敢苟同，不惜大加抨击。

　　钱穆在课堂上也不甘示弱，随时联系讲稿批评胡适的一些论点，常说“这一点，胡先生又考证错了”。这样的对台戏经常上演，轰动北大校园。学生也因此分成两派，或主“胡说”，或赞“钱说”，彼此争论不断。

　　一次，胡适在讲课中，一名赞同老子晚于孔子的同学说他在老子断代问题上有成见，胡适愤然说道:“我反对老聃在孔子之后的说法，因为这种说法的证据不足。如果证据足了，我为什么要反对？反正老子并不是我的老子。”

　　还有一次，在教授会上相遇，钱穆说:“胡先生，《老子》年代晚出，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了。”胡适当即回敬道:“钱先生，你所举的证据还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连我的老子也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