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许多知名教授的讲课别具一格，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大致可归为两类：善讲者与口拙者。前者最突出的代表无疑是胡适。他在美留学期间就曾着意于演讲技巧的培养，甚至注意到演说前不要吃太饱，最好喝杯茶或小睡这样的细节。执教北大后，他更是声誉日隆，很快成为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对其成功之道，有人曾分析：“胡先生在大庭广众间讲演之好，不在其讲演纲要的清楚，而在他能够尽量地发挥演说家的神态、姿势，和能够以安徽绩溪化的国语尽量地抑扬顿挫。并因为他是具有纯正的学者气息的一个人，他说话时的语气总是十分的热挚真恳，带有一股自然的气，所以特别能够感动人。”

　　讲课风格与胡适最接近的可能要算其好友徐志摩。20世纪20年代后期他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时，学生都感到这位诗人丝毫没有教授的架子，充满着蓬勃的生气，“他有说有笑、有表情、有动作；时而用带浙江音的普通话，时而用流利的英语，真像是一团火，把每个同学的心都照亮了。……我们这批青年就好像跟着他去遨游天上人间，从而启发我们闯入文学艺术的广阔园地。”30年代初徐志摩到北大上课，更是不拘一格，有时干脆把学生带出教室，到郊外青草坡上杂乱坐着或躺着，听着小桥流水，望着群莺乱飞，让学生和他一起畅游诗国。即使在教室上课，也颇潇洒随意，有人曾描述：“先生常口衔纸烟进教室，放脚于椅上或坐于书桌上讲书，在其蔼善面孔与疏朗音调中时时流露诗意之灵感，刹那间，和谐而宁静浑圆的空气，充满教室。有时使人感觉似在明月下花园中听老者讲美丽故事之神情。”

　　与胡适、徐志摩擅长演讲不同，梁启超的口才并不好，不过其授课却也同样令人叫绝。他给清华学生上课，走上讲台，打开讲义，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简短的开场白：“启超是没有什么学问。”接着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点头：“可是也有一点喽！”既谦逊又自负。另据梁实秋等人回忆，“先生讲到紧要处，便成为表演，手舞足蹈，情不自已，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讲到欢乐处，则大笑，声震屋梁；讲到悲伤处，则痛哭，涕泗滂沱。”总之，梁启超能把他整个的灵魂注入他要讲述的题材或人物，使听者忘倦，身临其境，莫不深受感染。兼之他博闻强记，四书五经、历史典籍、诗词歌赋，往往张口即诵。有时偶尔顿住，用手敲敲秃头，又立即想起，大段大段继续往下背。每次钟响，他讲不完，总要拖几分钟，然后于掌声雷动中大摇大摆地徐徐步出教室。听众守在座位上，没有一个人敢先离席。梁实秋还曾言，他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就是被梁启超的一篇演讲鼓动起来的。

　　如果说胡适、徐志摩、梁启超的授课皆是以情动人，让人如沐春风，那么鲁迅的课则以见解犀利见长，往往令人豁然开朗。20世纪20年代初鲁迅在北大国文系兼课，不少外校学生也慕名前来旁听。据当时的旁听生鲁彦回忆：教室里两人一排的座位上，总是挤坐着四五个人，连门边走道都站满了校内外的正式的非正式的学生。但当鲁迅先生一进门，立刻安静得只剩了呼吸的声音。他讲课时既不威严也不慈和，既不抑扬顿挫，也无慷慨激昂的音调，他的脸上也老是那样冷静，薄薄的肌肉完全是凝定着的。然而，他上课的效果却是出奇的好，教室里经常突然爆发出笑声，笑声里混杂着欢乐与悲哀，爱恋与憎恨，羞惭与愤怒……冯至也回忆听鲁迅讲课，与读其文章一样，在引人入胜、娓娓动听的语言中蕴蓄着精辟的见解，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跟传统说法不同，但却十分中肯。

　　当然，在民国时期的名教授中，也有一些是不善讲课的。如著名的国学大师王国维便“拙于言词，尤其不善于讲书”。梁漱溟亦是如此，他讲印度哲学概论、大成唯实论、东西文化及哲学等课，有甚多见解，但却不善言辞，每当讲到某个道理时常不能即兴说明，便急得用手触壁或是用手敲头深思。还有明清史专家孟森的讲课也是出奇的沉闷，他从来不向台下看，照本宣读；下课时，讲义合上，转身走去，依然不向台下看。周作人的口才也不尽如人意，而且带有一口很不好懂的浙江口音，走上讲台后又常常有点手足无措，许久才站定，然后把双手插入棉袍的兜里才慢慢讲下去。冰心晚年曾回忆：“我在燕大末一年，1923年曾上过他的课，他很木讷，不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上课时打开书包，也不看学生，小心地讲他的，不像别的老师，和学生至少对看一眼。”

　　与此相似，以“疑古”著称的名教授顾颉刚虽擅写文章，却天妒英才，有点口吃，且脱不了一口浓重的苏州口音，一般学生不易听懂。他对此也有自知之明，上课时很少侃侃而谈，除了发给学生大量资料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写板书，通常写满三四黑板，下课的铃声也就响了。对这种情形，钱穆曾回忆：“颉刚长于文，而拙于口语，下笔千言，汩汩不休，对宾客则讷讷如不能吐一辞。闻其在讲台亦惟多写黑板。”当年听过顾颉刚、钱穆讲课的杨向奎也说：“钱先生是长江大河，滔滔不绝；而顾先生口吃不能多言，只写黑板”。

　　更有意思的是，沈从文在中国公学第一次授课时，慕名前来的学生很多，竟然让他紧张得一句话都说不出口，先在讲堂上呆站了十分钟，才径自念起讲稿来，仅用十分钟便“讲”完了原先预备讲一个多小时的内容，然后望着大家，又一次陷入沉默，最后只好在黑板上写道：“今天是我第一次登台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学生因此大笑不已。从后来的情况来看，沈从文的上课似乎依然没有多大改善。据其得意门生汪曾祺回忆，沈从文在西南联大讲课时，没有讲义，讲起来毫无系统，多是类似于聊天的即兴漫谈，经常是看了学生的作业就作业讲一些问题。他讲课的声音很低，湘西口音很重，因此有些学生听了一堂课，往往不知道听了些什么。

　　不过尽管如此，那些不善言辞的教授仍然十分认真敬业。如顾颉刚虽然口拙，但他的板书内容却是精心准备的读书心得，很有见解，对学生很有启发。所以时间一久，大家也就认可了他这种独特的教学方法，觉得货真价实，独具特色。沈从文从来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但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修改作文时，他的批语有时比学生的作文还长。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名教授无论是否善于授课，其之所以成名，无不因其学术地位和创作水平。在这种氛围中，那些不善讲课的名教授非但并未失去饭碗，反而因其享誉学界文坛而成为大学的特色招牌。如此说来，他们疏于授课而专注于研究创作，或许恰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了。(作者卢 毅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