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大变局中，林则徐无疑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观其一生，林则徐之所以能在近世大变局中发挥挽狂澜于即倒的作用，与林家的家风熏陶有莫大关联。

　　林氏的家风，可总结为8个字：“志高行洁，经世为国”。十九世纪的中国，积弊重重，有识之士莫不希望以自身实践推动变革，林则徐即是晚清经世学派的代表。早在青少年读书求学期间，他即接触了包括其父在内的诸多学者，其中多有抱“修身济世”这一信念者，如福州鳌峰书院山长郑光策等。他自身也立下了“岂为功名始读书”的志向，并以此为准则教导孩子，希望他们能在做官时勿贪利禄，勿恋权位，“时时作归计”；而归乡之后，又应“时时作用世计”，用以磨砺自身，思考国民大计，以备他日之需。既然以“经世”为目标，林则徐并不要求子女死读书，更希望他们能将读书所得与当时社会现实紧密结合，以达到“致用”的目的。因此，在众多写给夫人及诸子的家书中，他往往是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尤其关注家庭与外界间的人情与礼节往来，以求做到人情练达，在日常生活之中让子女接触深刻的社会学问，进而思考国计民生之类的大事，这何尝不是对子女的另类教育呢？

　　“志高行洁，经世为国”，虽类似于传统士大夫的“修、齐、治、平”，但又是近代中国大变革中的独特产物。在十九世纪的大变局中，这不是林则徐一人所持的基本理想和信念，然而它又何以成为林氏家风而流传后世呢？窃认为这离不开林则徐本人对这一家风的实践和言传身教。观林则徐的一生，以经世为志向，在晚清中国的昏暗官场中激起一股清流，并在时代大变局中敢于发出为国为民的呼声，成为反击外侮、推动中国变革的表率。他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穿透历史，直击人心，如脍炙人口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即是以家人为倾诉对象，而“无欲则刚”则形象地传达了他在广东禁烟期间面临种种困难、诱惑、挑战时的独特应对之道，这和他日常对子女的教育理念如出一辙，起到了绝好的示范作用。

　　以“志高行洁，经世为国”这一家风为依托，林则徐的后世子孙在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变革的潮流中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印记，他们中间许多人积极从政，推动社会变革。比如，长子林汝舟以进士出身，任翰林院编修；三子林聪彝历任晚清京官和多地地方官，晚年因病回福州老家，光绪三年（1877年）在防治福州水灾中积劳成疾，诱发旧病，于次年病逝；四子林拱枢曾任江南道御史，在任期间以敏锐的眼光大力建言闽督移台，以“全大局而实边防”。林则徐曾孙林炳章曾任福建高等学堂监督，民国初年被推举为去毒总社社长，也曾担任福建省财政厅厅长；另一名曾孙林翔，在孙中山护法运动中曾任广东高等检察厅检察长，还担任过国民政府最高法院院长；曾担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的外交家凌青，原名林墨卿，即是林则徐的玄孙……一个家族的历史，呈现了中国近代以来众多先贤追求民族进步、国家发展的历史，这其中，林氏家风的形成与传承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水海刚　作者为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