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智涛展示收藏的抗战时期图书。 本报记者　姜峰摄

    “接到你的电话，我激动地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进门握手，未及寒暄，老崔向记者蹦出了这第一句话。

　　办个抗战收藏博物馆，这是已过花甲之年的老崔最大的愿望。虽知不易，他仍希望通过记者将自己的“奢求”向社会有识之士“广而告之”。

　　老崔名叫崔智涛，出生于陕西省咸阳市乾县农村。上世纪80年代至今，他倾其所有，独自辗转10余个省份，累计收藏了500余件抗日战争时期的各种珍贵历史文献和相关实物。今年7月，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他在西安半坡博物馆举办了题为《一个公民的抗战收藏》的个人展览。

　　“十天十夜讲不完”的藏品故事

　　将记者请进客厅，老崔二话不说便搬出了4个整理箱，一边把收藏品取出，一边如数家珍地介绍每件藏品的来历和故事。不一会儿，客厅就已经摆不下了。“要是每件儿都仔细讲，十天十夜都讲不完。”崔智涛说。

　　在崔智涛的实物收藏里，还包括当时缴获的战利品，其中有机枪子弹、钢盔、手雷、刺刀等，最珍贵的要数一张日军地形图。这张地形图实为西安、咸阳交界一带斗门镇的地图，比例尺为五万分之一。图上注明由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绘制于昭和十三年（即1938年），并特别标注“军事秘密”。图上，村庄、道路、河流的位置都极为详尽，“这些都是日本侵略中国的铁证，日军虽最终没能侵入陕西，但西安周边的军事地图却早已绘制好了，足见其野心。”

　　除了实物藏品，老崔还珍藏着许多抗战时期的历史文献资料。其中一本已经泛黄的《抗日三字经》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人之初，性忠坚；爱国家，出自然。国不保，家不安；卫国家，务当先……雪国耻，收失地；我同胞，宜勉励”，这本只有15页的小书在1938年3月27日初版，印数12000本，同年4月10日即再版，印数增至15000本，而到了5月4日已是第三版，印数高达20000本。可见当时全国民众对此书的欢迎和抗战情绪的高涨。

　　民族记忆的守望者

　　作为一位民间收藏家，崔智涛现在的身份仍然是农民。

　　1951年出生于咸阳市乾县，老崔从小就在老家务农，“当时生活条件很差，小时候过年，把榆树皮拿碾子碾碎和到面里，就算是年夜饭。”改革开放后，他做起了眼镜、药材生意，凭着吃苦耐劳赚到了“第一桶金”。“光琢磨着挣钱没啥意思，我虽然没有文化，但我也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去影响和改变更多的人，这样咱这一辈子也值了。”

　　偶然的机会，崔智涛接触到了抗战物品收藏领域，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做生意赚点钱，就出去收一些东西，足迹遍及十几个省份，最远去过新疆伊犁和喀什”。“到外地拉东西，我先后用坏了十几个行李箱，到最后行李箱的轮轴我都得用铁箍箍起来。”

　　除了旅途奔波的艰辛，老崔还曾遭遇生命危险。2003年冬天，崔智涛搭乘夜班长途车去兰州，准备收集陕甘宁边区货币。凌晨5点多下车前往兰州黄庙文物市场时，3名歹徒“盯”上他，从背后用木棍猛击他的后脑，老崔大声呼救并与歹徒展开搏斗，歹徒眼看难以得手，无奈仓皇而逃，而忍着疼痛的老崔，终于“淘”到3张陕甘宁边区的货币。

　　抗战收藏品越来越多，老崔十分盼望筹备一座抗战收藏博物馆，兼作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然而办馆面临诸多困难，“来看藏品的人很多，也有不少是企业家，但都是冲着钱来的。”在崔智涛看来，“这些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和实物，从某种意义上讲已不是我的个人藏品了，它们是中华民族抗击外敌的见证，记录着我们不屈的民族精神和意志，是这个社会的宝贵财富，我会做一名民族记忆的守望者，把它们保存好，帮助后人将这份历史永久传承下去。”（记者 姜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