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理解，家风对于我们的党员和领导干部来说就是党风。因为家风实际上就是一个人对信仰忠诚的具体的外在表现。我的父亲母亲是两位老共产党员，他们既没给我们留下财产，也没给我们留下笔墨家训，但他们在我心里头留下的是两行深深的脚印。

　　想起小时候3年困难时期一件深刻地影响了我一辈子的事。那个时候粮食供应非常紧缺，副食就更别提了，非常非常的困难。我们家还不错，有粮食吃，虽然吃不饱，但每顿都有主食，菜，也有，但很单调。那3年当中，基本上都是白菜土豆萝卜。特别是萝卜，就切成片放点盐放点酱油炖得软软的，上顿吃下顿吃，今天吃明天吃。我印象中吃了大概好几个月。我小时候病病怏怏的，不太好养，所以爸爸妈妈挺娇惯我的。可是，有一次我看见桌上又是砂锅炖的白萝卜，我就把筷子扔了。我说：“我不爱吃这个白萝卜，咱们干吗天天吃这个，不能换点儿别的吗？”我就闹起来了。当时一向脾气温和的父亲一看我那个样子，把手里的筷子啪的一下拍在桌子上，然后指着我的鼻子说：“这个你不爱吃，你到乡下去看看，咱们吃的这个顿顿都相当于人家农民的年夜饭，你还嫌不好？你这么怕吃苦不好好改造，将来非修正主义了不可。”那年我九岁，九岁的孩子懂什么主义啊，但是我父亲有个习惯，每天中午吃完饭以后让我给他读半小时的报纸。虽然那时候我只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但报纸85%的字我是可以读下来的，手边放一本新华字典，遇到生字马上查。那个时候，又是咱们和苏联共产党正在大论战的时候，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流传很广，所以“修正主义”这个词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别的不懂，“修正主义是坏蛋”这个印象深深扎根在我的脑子里，爸爸把我跟这个坏蛋都挂起钩来了，对我的冲击有多么大；而且，还说我需要改造。那个时候都是坏分子、监狱的犯人才需要劳动改造，我为啥要改造？我一下子觉得承受不了。尽管那个时候小，承受不了，可是这个事情给我留下了一个萝卜情结。一直到现在，我反而是见到白萝卜就要多吃两口，一看到白萝卜，我就想起父亲当年脸上既愤怒又痛苦的表情。他的眼睛里是深深的担忧，他担忧他的女儿会不会成为一个逆子，逆他的信仰，逆他的誓言。

　　我在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就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当了八年兵。退伍之后，在北京中医大学药学部（当时还是一个独立的中专）当图书资料管理员，后来到了新闻出版总署，在报社做编辑和记者的工作。另外，除了我和哥哥以外，家里加起来有六七个亲戚家送到家里的孩子，对我们所有这些兄弟姐妹，父亲母亲有一句口头禅，说你们不是我们的私人财产。所以，每当毕业分配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父亲像举行成人礼一样要有一段话，不断重复，每个孩子都是如此。他说：“我的任务完成了，今后的路你自己走，分配是组织的事情我不能干涉，我的权利可以给你在北京安排工作，但是我不能这么干，我不能让别人指着你们和我的脊梁骨骂共产党以权谋私。”我的哥哥姐姐现在大部分都已经退休了，有的已经不在人世了，我们一辈子都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普普通通的劳动者和建设者。我们深深地感激父亲母亲对于我们不管分配不过问工作的这种“两不主义”的态度，他们对我们是爱得长远，为我们考虑得长远，而这些都是由他们终生不变的信仰所决定的。

　　（赵珈珈 作者为赵尔陆将军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