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在微博“被去世”，引发舆论对微博传播方式的思考，同时也给当事人及更多的媒体人一个反省契机。“青年话题”8日发表《金庸“被去世”谁对微博负责》一文，提出“微博的道德和事实审核机制究竟在哪里”的问题。  

　　这个问题提得正是时候，微博改变了传播，也改变了生活，当它成为一个庞大群体的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时，对它的检视及省思就很有必要。但是，我不同意这篇文章中的悲观论调，更不同意作者所说，对微博传播谣言除了审核外，就几乎无解的结论。  

　　微博的问题几乎与生俱来，它的快捷传播方式，必然导致信息流量的增大；同时，因其“碎片化”特征而带来的割裂性，也必然存在片面或信源断裂。但是，与生俱来的还有另一个特征，就是要训练和提高如何把碎片整合为整体的思维能力。如果缺少这个能力，即使把整个宇宙放在面前，即使面对的不是微博而是传统媒体如报纸、电视、广播等，你看到的依然还是碎片。这也意味着，微博的问题其实也是传统媒体当初问世时的问题，它之所以让人感到严重，只是与其传播速度有关。  

　　这就好比汽车与自行车的关系，都有刹车，但这种装置只在面对危险时使用，这是共性。如果非要让汽车另加一个减速装置而与自行车处于同样的速度，相信没人会再买汽车。微博比传统媒体传播要快捷，它的缺点明显，比如快捷地产生和传播谣言；但另一个方面则是它的辟谣速度同样快捷。就以金庸在微博“被去世”事件而论，从开始传播到闾丘露薇辟谣，微博屏幕上铺天盖地都是辟谣、道歉、内疚和自责，先生很快就“复活”了。这反过来说明，信息流通越快，辟谣功能更健全，信息越容易去伪存真。  

　　也许有人说因为金庸先生是名人，迅速辟谣是特例。其实不然，在信息流通无碍的网络江湖，无论是事实发布者还是观点发布者，都必须具备“市场竞争”的信誉。如果发布者传播虚假信息，必然会被网友所唾弃，其影响力和传播能力自然相应减小。这是网络传播的特性所决定的内在的自我约束机制。还有人认为，从心理学角度看，辟谣比传谣艰难。是的，因为猎奇等诸多因素，人们往往更容易相信谣言，但是，同样因为猎奇心理及成就感，还有人更愿意主动甄别谣言，更愿意在辟谣中体现成功的快感。如果说谣言止于智者，也只有网络时代才能真正实现。  

　　该文认为，微博使用者的道德素养良莠不齐，运营者应该建立应有的道德和事实审核机制。但道德素养良莠不齐的不只是微博使用者，传统媒体及其他载体的使用者如手机用户一样有这个问题。如果违法犯罪，所有载体都要踩刹车，否则就会出事故，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该给微博另外建立一个审核机制的减速装置。以微博而论，刹车一直存在，国家法律法规不说，谣言曝光平台、屏蔽、删帖及禁言都是刹车，如果加上事前审核机制，无疑是置刹车不用而安装减速装置，这是自废武功。  

　　说到这，还有一点要提醒作者，评论采用了某报的错误新闻由头。发出这条微博信息的根本就不是赵楚，这一点，如果作者自己开通了微博，对微博这种载体有所体验，如果能做到“道德与事实的自我审查”，不至于采用这个错误信源。这起错误信源的事实同时也力证，传统媒体既不比微博更清洁，也不比微博更具有“道德与事实的审查机制”，同时，它辟谣的速度还要慢很多，给当事人的伤害大很多。在赵楚作过严正申明之后，那家报纸的反应令人失望。(李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