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过年了，又是一条《河北农民工讨薪被拒后服毒，老板曾称要死赶紧死》的消息让我心中添堵，气不打一处来。

　　16日，河北农民工刘德军为讨回3200元工资，毅然喝下剧毒农药，目前已出现肺部功能衰竭、肾功能衰竭，医生称没有挽救的可能。在短促对话中，刘说了他服毒自杀的原因——讨要工资。记者：“为什么喝药？”刘：“找了两次也不给工钱，第三次拿着农药去的。”记者：嗯，你拿着农药找他，你怎么说的？刘：我说，如果你不给我钱我死你们家门口。他说，你要死赶紧死，死了我给你双份钱。记者：然后你就喝了？刘：嗯。（1月29日《京华时报》）

　　因欠薪事件引发恶性事件的现象，近年来呈现频发恶化势头令人担忧。我用“农民工讨薪被打”百度了一下，找到相关网页655000篇。

　　其中比较典型和引发强烈反响的有：《农民工讨薪被打成脑震荡》（2011年1月25日《三湘都市报》）；《一工地农民工讨薪被砍致1死1伤》（2010年10月12日中国广播网）；《工人讨薪被打，信访办主任称“活该”》（2010年7月29日《南方都市报》）；《包工头讨薪无望在工地服毒自杀》（2009年8月9日《济南时报》）；《包工头讨薪未果服毒身亡，弟弟妹妹随后服毒》（2007年7月21日人民网）；《讨薪工人当众服毒，单位未及时送医致其身亡》（2007年3月4日《新京报》）……

　　比较极端恶劣的是：2010年2月3日，某地乡政府大院内发生民工讨薪被包工头杀死案件，事情是因包工头克扣民工工资引发，那俩民工去找包工头要钱，包工头说自己没钱，三人就发生了口角。口角中包工头不知从哪里拿的刀，将他俩杀害（2010年2月4日《东方今报》）；同年2月2日，某地一建筑工地发生一起讨薪惨案。一河南籍民工张士华因与工头发生工资纠纷，从正在施工的工地上坠楼，经医院抢救无效身亡。对于死因，工地方有人称是跳楼自杀，而死者家属则认为死者是被人推下楼摔死（2010年2月3日中国新闻网）。

　　讨薪被打乃至被害，已经不是第一次，相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本来，用人付薪欠债还钱乃天经地义法所当然，到底为什么民工名正言顺堂堂正正讨薪，会如此高频率地“被打”？为什么不守信用的欠薪，却能成为有恃无恐的强势打人者？答案似乎是强势一方不通情不达理不守法，在我眼中，其背后却是强势者基于其强势地位滋生“仇贫”情绪膨胀导致的是不循理不畏法！换言之，如果没有骨子里的深仇大恨，又何至于对可怜的民工兄弟下得了上述毒手！如今不是有人公然叫嚣：老子有的是钱，打死人钱偿命！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下强势者日益膨胀的“仇贫”情绪，比前些年社会流热议的所谓弱势者“仇富”更可怕。因为前者与后者之间毕竟属不对称博弈，博弈规律从来只有以强凌弱而非相反；再说，没有“仇贫”哪来“仇富”之说？如果说社会真存在所谓“仇富”的话，恰是因为为富不仁者“仇贫”播下了仇恨种子。因为，世上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受，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讨薪民工属社会底层贫困弱势群体。近年来，高层三令五申要求及时兑现民工工资，并将确保民工工资发放当作一项重要民生工程去抓，且在地方劳动保障部门专设劳动监察大队专事民工维权，用心良苦之意在于藉以各级“看门狗”“守护神”各司其职把好关，通过劳动监察及其法律途径，让农民工讨薪不再难，让他们经济地位上弱势权益尊严上不弱势。应当说，如果相关部门守土有责监管到位，真正做到事前防止老板欠薪，则完全可以避免引发不必要的由民工讨薪引发的恶性事件。

　　因此，警惕和防止“仇贫”膨胀挑战正义底线破坏社会和谐，亟待相关职能部门理性反思和有效因应。没有他们的不辱使命，我等小民也是说了白说，“仇贫”膨胀只会愈演愈烈。 （陈庆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