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以平常心看待年俗文化的“移风易俗”,理性认识那些生命力日渐枯竭的文化形式,或许有助于我们创造出更生动、更符合文化传承规律的新文化 在中国所有的传统节日当中,春节的文化影响力和社会意义都是其他节日难以匹敌的。然而,年味越来越淡、越来越稀薄,也是不争的事实,和端午节、中秋节一样,某些与春节相关的风俗也面临“失传”的风险。正是基于对这种文化“断代”的担忧,不少民俗学者多次大声疾呼要通过申遗来扩大春节的影响力。 这种保护传统文化的危机意识固然值得赞赏,但一项社会风俗能否历经累世而得以传承,显然与是否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无直接关联。早在几年前,端午节和羌年就已经成功申遗,但这并没有止住它们式微的势头——即便在屈原故里,被视为端午节标志性活动的划龙舟都已经更接近于某种表演,而非一种能够让大众广泛参与的风俗。 龙舟遭遇的尴尬,基本可以视作诸多传统节日风俗共同面临的通病。当一种风俗不能调动普通民众的参与意识与热情,就很容易让人觉得它与自己“无关”,进而导致这种风俗失去文化传承的社会基础。我们时常在关于春节的新闻中听到诸如“热情的锣鼓敲起来,欢乐的秧歌扭起来”这样的描述,画面虽然很符合节日喜庆的气氛,但那些终究是“表演”而不是“生活”,试问有多少正常人春节期间会在自己家里敲锣打鼓和扭秧歌呢? 相比之下,一些实实在在的年俗往往因为参与度高和相关性强而得到了更好的保留,显示出强健的文化生命力。比如北方春节期间的庙会,动辄吸引上百万人次的游客,成为春节文化的一大盛景;又比如南方地区“正月初二回娘家”的习俗,为大家提供了家庭团聚的契机而传承至今。这些风俗不仅为民众提供了娱乐消遣,满足了我们的文化需求、心理需求和现实需要,还为自身的发展演进注入了活力。 不过,和几年前甚至是几十年前相比,即便是这些保存得比较完整的年俗其实也有很多变化,比如北方的庙会为了容纳更多的游客,举办场所就大多从寺庙变成了公园、街道、广场等公共场所,让参与者活动起来更自在也更安全。这种“微调”让传统习俗更能顺应时代发展的新形势,也让文化传承更为科学和文明,相信没有多少人会对这样的“移风易俗”感到反感。 说到春节“移风易俗”,不能忽略的一个话题是关于是否应该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讨论,它几乎每年都是春节期间的焦点话题之一。尽管燃放烟花爆竹的噪音和环境污染让很多民众不堪其扰,尽管各种安全事故让这一旧习俗背负了诸多骂名,学者秋风仍撰文“坚守”这一传统,他前不久在《新京报》撰文称,“一种惯例,一种习俗,如果它已经存在了数百年,被人们普遍地遵守,且没有造成显著的伤害,那么,它的存在权利就是无可置疑的。” 存在即合理,这似乎是所有拒绝“移风易俗”者紧握在手中的尚方宝剑,在他们看来,只要是“存在了数百年”的习俗就应该无条件沿袭下去,容不得丝毫改变。殊不知,“年俗”本是一个动态演进的集合概念,社会变迁、经济发展以及人们的观念转变,都会使得一些曾经的习俗慢退出历史舞台,而某些公众喜闻乐见的社会交往方式则很有可能逐渐发展为“新年俗”。我们看重传统文化延续与传承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必须墨守成规,也并不意味着所有始于古时候的风俗都要一成不变地复制。当然,我们反对以任何形式粗暴地阻断那些仍为广大百姓所接受、践行的年俗文化。 民俗的演进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当一些旧民俗被越来越多的人抛弃或找到替代品的时候,它理所应当会慢慢地消失在公众视野当中。如果能以平常心看待年俗文化的“移风易俗”,理性认识那些生命力日渐枯竭的文化形式,或许有助于我们创造出更生动、更符合文化传承规律的新文化。(易艳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