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7万多参加高考的考生个人信息在网上被叫卖，引人关注。实际上，不只考生，也不只北京，个人信息被随意泄露、转手牟利的现象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许多人都屡屡接到过熟知自己个人信息的陌生人的电话和短信。

　　就北京市7万多考生个人信息被泄露一事，掌握这些信息的北京市教委已经断定“学校教师泄露可能性不大”，“不排除网上黑客窃取信息行为，教委愿意与大家一起维护网络安全”。看来，7万多考生信息被泄露的事，将就此不了了之。

　　也就在同一天，北京市检察院传来消息，称已对涉及国家宏观经济数据泄密事件的5人进行立案侦查，这5个人分别是国家统计局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宏观经济研究处等部门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家宏观经济数据泄密事件，据称是缘于中国核心经济数据提前曝光。而对“曝光”的判断，则来自于外国媒体、经济研究部门和各家投资机构对这些经济数据准确的“预测”度。

　　这5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被立案侦查，说明检察机关完全有能力侦破泄露保密信息的相关案件。同时，可以肯定的是，即使这些核心经济数据的泄密非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所为，而是（国内）“网上黑客窃取信息行为”，检察机关也一定能让窃取信息的黑客归案伏法。

　　相比较之下，没有人敢肯定窃取7万多北京考生个人信息的黑客（假如信息泄露就是黑客所为的话）能够归案。首先，对考试个人信息负有保密责任的部门，根本就不知道信息已经被泄露。其次，这个有责的部门知道了考生信息被泄露的消息后，也并没有表示要追查的意思。第三，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其已经把责任排除在了本部门之外，归其责于来无踪去无影的网络黑客。第四，自己的信息系统出了毛病（如果真有黑客的话），却让“大家一起维护网络安全”。这就如同一个负有保管他人财产的受托人，在失盗之后，对委托人说：“东西丢了，非我责任，可能是小偷所为，让我们共同看好门窗吧……”

　　在法治社会，个人信息是隐私的一部分，是受法律保护的信息，个人信息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国家信息的“神圣性”。法治状态下的信息管理，往往是要求国家机关的信息公开、再公开，而对个人信息则必须严格保密。小学生的成绩单，必须密封面交学生本人，没有小学生的许可，甚至家长也不能随便启看；相应的，竞选公职的公民信息甚至部分隐私必须依法公开，政府的工作绩效必须依法公开，并且，对“非法保密”追责的案件，常常要多于对非法泄密进行追究的案件。银行、电信等必须掌握客户个人信息的部门，在格式合同的显要位置，要先行注明自己保守客户个人信息、不把客户信息用于服务以外目的、不扩散客户个人信息、对客户信息负有保密责任等“宣誓性”条款。

　　当前，由于个人信息被随意扩散，在扩散且被滥用后缺乏法律保护，致使个人信息扩散、被滥用的现象有越演越烈之势。但是，如果想要有所作为的话，治理个人信息被随意盗取、扩散、滥用的现象，也并非什么难事，尤其是追查那些利用个人信息滥发广告、乱打推销骚扰电话的机构和个人，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就更非什么需要“潜伏”才能侦破的案件。

　　国家宏观经济数据泄密事件的案子很快就侦破了，北京7万多考生个人信息泄密案侦破起来，会比前者更难吗？（光明网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