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8月15日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2010年，他缴纳的可纳税收入税率为17.4%，甚至低于为他工作的20名员工的税率。最富有的美国人应当缴纳更多所得税，为改善国家的财政状况作出贡献。（中国新闻网8月16日）

　　假如奥巴马听到巴菲特如此呼吁“向我开炮、向富人加税”，可能会很感动。因为，力主向富人增税的奥巴马与国会共和党人士交战已久，至今谈不拢。包括刚刚落下帷幕的提高国债上线博弈，共和党仍然不同意向富人加税。在这个关键时期，巴菲特挺身而出，呼吁向富人加税，最具说服力，也最能赢得各界响应。在慈善事业上树立的崇高威信威望，使巴菲特在富豪乃至全社会中享有广泛盛誉。

　　有人会说，巴菲特是不是故意讨好奥巴马总统，非也！不论是财富还是年龄，他都不需要讨好任何人和任何权力。这是巴菲特的一贯作风和思想。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巴菲特作为超级富豪第一个站出来表示，愿意拿出100亿美元帮助美国政府救市并愿意购买股票托市。在刚刚发生的标准普尔下调美国评级后，巴菲特又站出来说，美国的信用是有保证的，如果有4A评级，他愿意给美国4A评级。而在税收上，巴菲特一直力主向富人加税——他与比尔·盖茨曾经力主增加遗产税就是一个明证。

　　巴菲特15日在《纽约时报》的文章中的一些话令人深思。该文的标题是《停止娇惯富豪们》，直接把苗头对准富豪。“我的朋友和我自己长期以来被对亿万富豪极为友好的美国国会过于宠爱，现在是大家共同为国家作出牺牲的时候了”，“别再宠溺我们这些超级富豪了！当我们这个国家的贫穷和中产阶层在阿富汗为国捐躯，我们这些超有钱的人还在享受着税收优惠。”

　　这番陈辞，同样值得中国的富豪们反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涌现了一大批富豪，备受海内外关注。客观讲，他们给国家作出了贡献。无论经济贡献、带动就业，还是慈善事业，富豪们都有所建树。但是，中国的富豪们尚未形成良好的财富文化，除了慈善事业上作为不大之外，这个群体中的不少人还缺少足够的社会担当。很少有富豪有勇气、有境界站出来说富人纳税太少，呼吁增加富人税赋。而当前中国的现实问题是贫富差距拉大，最需要富人共同为国家作出奉献和牺牲。

　　巴菲特用具体纳税数据，将自己的纳税额度与自己员工对比后得出结论：“如果你靠钱赚钱，你负担的税率可能比我还要低点，但是如果你靠工作赚钱，你的税率肯定会超过我，而且大部分情况是大大超过我。”巴菲特表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到现在，美国富人的税赋一直在下降。这是美国经济逐渐走向的空心化的原因之一，也是美国经济始终摆脱不了周期性泡沫风险的主要原因。这对中国也是一个警示。

　　当前，我们分配不公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资本在分配中所得过多，而劳动在分配中所得过少。这就导致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在全民平均资本并不高的情况下，一窝蜂用资本进行大肆倒腾和炒作。大部分人放弃脚踏实地的劳动，投资股市、楼市、煤炭、高利贷等资本投机市场，踏踏实实做实业的少了，大量资本从实业逃离，使得实业空心化加剧。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利用税收手段，对资本所得增加税赋，给劳动所得大幅减税。

　　有人担心给富豪和资本增税会影响投资，造成资本外流。在全球化时代，影响资本流动的并不仅仅是税赋高低而主要是投资环境如何。比如，完善的法律体系，确保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高效廉洁的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优美环保的工作自然环境等。这些可能都是中国最为稀缺的，却也是资本所看重的。（余丰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