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佛山女孩“小悦悦”被车撞伤遭遇路人冷漠、深圳公务员廖天野殴打辱骂父母等事件，再次引发人们对社会道德问题的深思。人们期待通过加强“官德”建设、发挥官员道德示范作用，以引领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中组部有关人士透露，将于近期下发关于干部德行考核文件，针对“德”制订了全面考核标准，包括孝道在内。（《南方都市报》11月7日）

　　公职人员的行为对社会群体有着很强的示范作用，因此，对公务员有更高的道德要求，无可厚非。“官德”建设确实与官员的个人道德水平紧密相关，每个官员，只有提高自我道德修养，严格自律，整体的“官德”水平才能有所提升，因此，对每个干部自身的品德修养进行考核，确有必要。

　　不过，在重视官员的“个体道德”的同时，还应该重视官员中客观存在的“群体道德”。无论是普通社会成员还是机关官员，都有表现于自身的“个体道德”，和表现于群体行为之上的“群体道德”，而官员的“群体道德”属性尤其突出。这是因为，官员作为公职人员，其本身彼此间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构成一个特殊的群体。所谓官员的“群体道德”，就是官员群体所表现出来的道德取向和道德行为。

　　一方面，官员的“个体道德”和“群体道德”是相一致的，每位官员的“个体道德”都能够做到表现优良，官员的“群体道德”自然也能得到提升。然而，另一方面，官员的“个体道德”并不等同于“群体道德”，“群体道德”也并非完全取决于“个体道德”。这是因为，官员“群体道德”带有深深的权力烙印和体制影响，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

　　历史上，所谓“举世皆浊我独清”、“官官相护”、“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等等说法，实质上都说明，官员的“群体道德”超越“个体道德”而存在。一个自身品德优良的官员，置身于官员群体之中，往往不得不“舍个性”而“取共性”，主动或者被动地适应官场环境和规则，服从于整个官员群体的道德取向和道德作为。如果官员群体的道德价值发生偏差，那么，单独的个体官员的道德操守，往往是无能为力的。所以，纵然有屈原、岳飞、包拯、海瑞、于成龙等在个体道德操守上达到相当高度的贤能之官，也无法撼动整个官场的潜规则，无法挽救当时整个官场道德体系趋向没落的趋势。更多曾经“饱读圣贤书”的人，一旦走入官场，就不得不随波逐流，甚至变本加厉，面目全非。

　　封建时代“以孝治天下”，在法治意识缺失的情形下，其对官员个体道德的重视是极致的，“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的佼佼者，才有资格“治国平天下”，但这并不能避免“礼崩乐坏”的局面反复出现。可见，仅仅强调官员“个体道德”而忽视整个官员群体的道德取向和道德作为，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我们在高度重视对官员“个体道德”要求的同时，也要重视对官员“群体道德”的建设。官员“群体道德”，表现为整个官员群体的道德价值观念，实质上就是整个权力体系的道德价值取向。应该说，在民主法治的时代，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权力必须全部用来为人民服务，这是最基本的权力道德规范，也是官员们应该遵循的最基本的“群体道德”。有了这样的“群体道德”，每位官员一旦进入官员群体，就须自觉遵循这一群体规范，其“个体道德”也就随之得到加强。

　　如果说，加强官员“个体道德”修养，主要靠宣传学习、严格自律、科学考核、有效监督等，那么，加强官员“群体道德”建设，则更需要深化权力运行体制、机制的改革，强化对公权力的依法民主监督约束和绩效考核。权力有“权德”，官员才会有“官德”。两者相铺相承，整个“官德”建设也就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