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洪武九年的一天凌晨，皇宫里灯火辉煌。明太祖朱元璋突然当着二百多官员的面，下令狠狠地杖责（用棍子打）一位既正直又有功劳的大臣，并把他打得疼痛喊叫。

　　此人名叫茹太素，山西泽州人，时任刑部侍郎。茹太素不是佞臣，曾给朱元璋提出过既正确也有益的批评性意见，当时的朱元璋也不是昏君，为什么这位茹太素受到了朱元璋的杖责？说来有趣：茹太素向朱元璋呈了一份奏折，内容涉及了五件事。这份奏折共用了1.7万千字，由中书省官员王敏念给朱元璋听。朱元璋听到6000字的时候，发现茹太素的奏折中尚未说到正题，说的只是一些空泛的废话。朱元璋心烦得很，忍无可忍，于是便大吼：“狠狠地给我打这个讨厌的家伙！”虽然后来朱元璋耐着性子将茹太素的奏折看了看，发现其中有几百字确有价值，并给了茹太素一定的抚慰和奖赏，但茹太素挨的那顿打却有咎由自取因素。他的主要之咎就是习惯于说废话、写废文，将本来有一点用途的东西也弄成了废物。

　　茹太素说的废话，写的废文，毕竟不是绝对的、百分之百的废话、废文。其中毕竟还有一点真货，因此不能一棒打死。至于从头到脚都是十足的废话、废文，那又另当别论。

　　文学、艺术都离不开有价值的“废话”。若是把那样的“废话”都清除了，都变成直通通、硬邦邦的“实言”，比如诗像自然科学中的定理、公式、法则，小说、散文像政治口号，戏剧、相声、小品像官方指示或报刊社论的宣讲，虽然貌似句句是真理，没有半点废话，但在实际上只能称之为死文学、死艺术。

　　但是十足的甚而绝对的废话、废文、废事、废人（也称废物）又必须清除！因为那样的东西非但多余而无用，只能给社会添乱，而且它们又常常是假的，是恶的，是丑的。

　　无论是空洞虚假的官僚式废话，卖弄“屠龙术”而无真知实见的学者式废话，还是只有虚言并无真实文采的“才子”式废话，以及将胡乱耍闹或陶醉于当小丑的“戏子”式废话，他们绝不满足于仅仅说废话，一定要借用废话去做假事、恶事、丑事。

　　上述的废话如此，废文尤如此。有的文化品，包括学术制品、文艺制品，其实从一开始制作时就是废品。当前中国社会科学家的制品，包括哲学家、史学家、美学家以及思想家、理论家、教育家的制品（书籍或文章），大多只是为了出版、陈设、讲演、卖弄、晋升职称，而实用、实益价值很低，有的甚而没有。这就是废文！

　　废话、废文之外，便是废物。当前文化领域中的废物，首先包括只有装饰性而无实益性的文化机构、文化团体、文化部门、文化官员、文化名人，他们干的大多是废事。尤其是只会舞弄各种头衔而无切实业绩的人，也可称之为废人。社会上存在着废物是正常的，并不可怕。而可怕的是有些废物是镀了金的，涂了彩的，并享有了高价。

　　中国各式各级“协会”、“学会”、“联合会”、“研究会”之多，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翻阅各式《中国名人大辞典》，就会发现名人堆如山积，浩如烟海。但那样的事和那样的人，其中固然有名副其实的真货，但也太多太多强捞虚名、唯名是图的假货，而假货也就等于实际上的废物。

　　中国应当用力地清理文化废品，而且要认识到这是个大工程，工作量很大。

　　中国应当清理的文化废品实在是太多了，其中包括某些在“国学”、“国粹”、“国宝”、“经史”等名号下用锦旗包裹着的古垃圾，也包括某些用古学问、古理念或洋概念、洋教条去绊倒现实思维的金镣铐。

　　古今中国将文化废品当宝贝并百般保护、精心收藏，甚而受到官方封赏或愚民跪拜，这样的惯性太悠久也太顽固了。有的废品，最初可能不是废品，曾有过某种价值，但年久之后因为时代进步或客观形势的变化它已经无用、无益，甚而成了阻碍人或围困人的残砖烂瓦，就成了废物。而中国的习惯之一就是面对废物越废越崇拜，并使劲挖掘它早已丧失殆尽的“非凡价值”。这很像眼下近于发疯的文物保护热、收藏热和拍卖热，实话说来，某些所谓的文物无非是发霉的废物。（2011年第2期《文学自由谈》毛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