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人提供救助行为原则上将被免责，被救助人隐瞒歪曲真相赔礼道歉，涉嫌诈骗或犯罪的，将由相应司法机关依法处理。11月28日，被称为全国首部“好人法”的《深圳公民救助行为保护条例》公开征求意见，为公民救助行为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持。虽然这是一部地方性条例，但是在保障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方面前进了一大步，为通过法律武器呵护善良和正义开了一个好头。

　　见义勇为作为一种救助行为，自古以来是人们本能的自发善举和人性向善的力量追寻。在我们身边就涌现出一大批见义勇为的道德楷模，比如最近媒体上报道的，徒手接住从10楼坠落女童，被誉“最美妈妈”的吴菊萍；护在伤者身前挡住车流的“最美女孩”刁娜；驾车奔波两家医院，辗转近20公里，勇救被轧女孩的潘跃昀；坚守责任不放弃，救回濒死一家人的三名教师；用自己的付出换回他人生命的吕明玉；救助一对在雨夜不幸遭遇车祸的老夫妻的南京路人……这些见义勇为的行为，都曾激起亿万国人的道德热情，成为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

　　然而，由于缺乏制度、法律的规约，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的人们，道德选择多维，价值判断模糊，甚至一段时间以来“行善反成错，诬告反得利”冲击着道德底线，对人们的道德感和道德行为造成了错乱，从而导致“18个路人”见死不救、“小悦悦事件”的惨剧发生。最近一份《2011最受关注10大焦点民生问题》的调查显示，“社会道德”成公众关注热点。当不敢搀扶跌倒老人变成一种社会风气时，人们都在反思和追问。见义勇为虽然属于道德范畴，但是仅靠道德自觉已经不能完全支撑道德的大厦，法治的社会更需给行善的好人以法律的尊重和保护。

　　公民救助行为入法，并不是社会的倒退，而是社会的进步。在发达国家就有类似的法律条款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2004年，美国加州一位叫亚历山德拉的姑娘发生车祸，另一位名叫丽莎的女子将其救出，由于丽莎没有专业施救技能，导致亚历山德拉事后瘫痪。亚历山德拉将丽莎告上法庭，称丽莎救助疏忽导致瘫痪。最终，法院根据“好心人免责条款”，宣判因救助他人不慎导致其再受伤害应予免责。加州法院判决所依据的这个条款，在美国乃至整个北美地区并不罕见，这种条款被称之为“撒玛利亚好人法”。而在新加坡虽然没有“好心人免责条款”但对于讹诈好心人者，也早有严格规定：被援助者如事后反咬一口，须亲自上门向救助者赔礼道歉，并施以其本人医药费1至3倍的处罚，影响恶劣、行为严重者，则以污蔑罪论处。从古至今，“好人有好报”都是社会道德法则最质朴有力的信条。由此可见，《深圳公民救助行为保护条例》的制定是真正从法律、制度上使见义勇为者合法权益得到保护的有效之举，有利于鼓励更多的人见义勇为，也使那些心怀讹诈之念的人失去市场。从而最终形成主流价值判断。在全国各地乃至国家层面推而广之，对见义勇为者将是更有力的保护和尊重。

　　社会给予支持和理解也是让见义勇为行为得到弘扬的重要支撑。今年3月，中国好人网发起人谈方着手筹建了“搀扶老人风险基金”，为那些搀扶老人受到冤枉者提供法律和经济援助。而前不久上海浦东新区对救落水工友牺牲的刘海龙等23人，给予了15万元的“浦东见义勇为意外伤害保险”理赔，更是从保障机制方面给予见义勇为者以物质补偿开了先河。相信，随着社会法治的健全和公民道德的自觉，见义勇为会回归应有的道德轨道。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并非药到病除、立竿见影的良药。归根到底还需要社会的每一个公民释放心底的道德良心和道德自觉，能够见贤思齐，共同挺起利益冲击下的道德脊梁。如此，才能让“好人有好报”“以德报德”成为鲜明的价值导向，让见义勇为成为社会的普遍和常态。（肖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