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的文化批评，呈众声喧哗的特征。这种变异，首先彰显的是大众文化的民主化进程。语言资源和经济资源一样，历来受到社会权力的制约，分配不是公正和公平的。网络时代的文化批评，打破了传统的屏障，让任何人可以出入自由。如此位置的更换，无疑是一种对以往文化批评世界的陈胜吴广式的造反，是一种新形式的语言资源的“均贫富”。在一个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时代，网络让大众在手指敲击的瞬间，速食方便面一样热腾腾地立刻完成了人人可以成为批评家的美梦成真。

　　然而需要明示的是，众声的喧哗，嘈嘈切切错杂弹，缺少定音鼓般有力量的声音，并没有成为真正的交响。原生态和浅表层的热闹，并未种植成灿烂的花园，而依然是荒芜的废墟。问题就在于，为什么面对网络时代，我们大众文化的批评会如此乏力甚至虚脱？

　　在我看来，重要的是面对崭新的网络时代，我们的文化批评未能建设起自身的伦理，便也就在如此欣欣向荣又如此乱象丛生的大众文化面前，显得阵势凌乱，力量匮乏。所谓伦理，就是文化批评自身应该建起的道德与义务的准则。显然，在商业时代，消费主义携带着众多利益的诱惑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时候，文化批评的迅速堕落，比自身一时乱了方寸的茫然不知所措还要可怕。段子替代了小说，顺口溜替代了诗，知音体替代报告文学，搞笑的小品替代了相声，堂会式的电视晚会替代了艺术……与此相对应的文化批评，自然便出现了红包批评、宾馆批评、旅游批评、整版报纸买断式批评、媒体娱乐版的八卦批评……种种利益化批评便不一而足，大行其道，不是成为金钱与权势，就是成为了娱乐的附庸。批评的光芒消失在庸俗狂欢的灯红酒绿之中，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更遑论操守伦理？

　　重建文化批评的伦理，首当其冲者，必须和毫不羞耻的为红包的区区小利就断送了批评的尊严和品质的行为决裂。这是重建批评伦理的底线。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要加强批评家的自律之外，还需要建立批评家的整体与独立的体制与机制建设，使得这样的批评家能够切断商业社会中的各种利益链，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而建立起自己的权威性。

　　在这里，文化批评权威性的建立，尤关重要。在一个文化多元化时代，需要不同的声音，却也需要定海神针般的权威声音，就像需要好驭手，才会使得大众文化不致成为脱缰野马，随心所欲地为所欲为。这种权威性的建立，依靠的不是行政的力量或金钱的力量，而是对于当下大众文化的深刻研究与认知基础上的有力量的发言。这种发言的力量，表现在对当前大众文化现象具有理论性、真理性、预见性、建设性和质疑性、批判性的真知灼见。

　　以当前的电视剧为例，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有我国电视剧发达的了，其制作数量之多、品种之丰富、播放之密集，均令人叹为观止。但是，在我国每年生产15000部电视剧这样惊人的数字面前，又是这样鱼龙混杂的现实面前，我们没有像样的批评，为其自身梳理而排毒养颜，为大众大浪淘沙，而是任其泛滥。对于那些拿历史当成玩偶的尽情戏说、将爱情当成幌子贩卖的多角乱爱、对现实回避扭曲或粉饰的粗制滥造、肆意搞笑浅薄不堪的家庭肥皂剧、跟风而肆意让国共两党特工神通广大地行走于江湖之上而编造历史的谍战片、随心所欲对经典一窝蜂的拥挤并一掷千金的奢华翻拍……对于这样充斥我们的荧屏的电视剧现象，遗憾的是，我们看不到批评的权威，看到的只是制作的霸权。在工业和商业模式的运作操控和畸形竞争下，美国大众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约翰·费斯克教授，早就说过文化工业可以产生快感，但“此类快感不是大众的快感，而是霸权式的快感”。也就是说是这样电视剧的生产商为了收视率的利益强加于大众的。只是面对这样的霸权，却未见得批评的作为，更谈不上批评权威的声音和力量。

　　作为大众文化的一种最常见也最易于接受的形式，没有比电视剧和大众关系更为密切的了，我们的文化批评都如此力不从心，其他方面的文化批评就更显得乏善可陈。可以这样的说，没有有出息的文化批评，就不会有有出息的大众文化的发展。在网络时代，准入门槛都很低的大众文化和文化批评，都面临着自己的挑战。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的，是都需要自身伦理的约束和支撑的，而不是前者仅仅是晚会的邀请，后者沦为盛装的出席表演。（肖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