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明确的是，在教育经费保障的问题上，政府才是第一责任人。

　　“发出去1000多份邀请函，却没有一家企业或者个人肯回应我们。”日前，在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贵州省教育厅下属的教育发展基金会负责人这样说。该基金会自2011年6月30日成立以来，遭遇“零捐助”，发出的千余封邀请函无一回应。基金会秘书长周忆江希望社会公众不要对公益慈善机构“一棒子打死”，多伸出援助之手。

　　1000多份邀请函与零捐助，诉求与回馈之间竟然发生如此之大的反差，确实让人不是滋味。不过，劝募遇冷，似乎也没必要急着呼唤爱心，更不能简单地把“零捐助”归咎于“郭美美事件”。毕竟，爱心捐助是一种相对比较复杂的社会互动，任何简单化的归因都失之草率。

　　社会公众为何没有积极回应贵州省教育发展基金会的劝募邀请？一种可能是基金会劝募方式的可接受性比较差，既简单，又粗放。

　　还有一种可能则是公众对于时下慈善机构的运行依然缺乏信心。尽管贵州省教育发展基金会一再宣称，要实行“零提留管理，全透明运行”，不过，仅仅口头上的保证并不能消释公众的担忧。在信息高度垄断、公开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社会公众还很难监督慈善机构的资金运行情况。

　　此外，发展贵州的教育事业，帮助需要帮助的孩子，也未必总是想着从企业和社会募捐。尽管来自民间的爱心确实可能不无裨益，但捐助并不能替代政府的教育投入。必须明确的是，在教育经费保障的问题上，政府才是第一责任人。教育资源的均衡、民众贫困的治理，政府责无旁贷。民间爱心的作用，不过是一种辅助性的救济。

　　贵州全省853万全日制学生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高达400多万人。这样一个比例确实让人心痛，也迫切需要各方伸出援手。但是，根本之计，还在于政府责任的兑现，即必须改变目前这种政府教育投入不足的情况。

　　要之，贵州省教育发展基金会不该坐等企业上门捐款，更不应该抱怨社会公众缺乏爱心，而是应该反思工作中的不足之处。从具体的项目做起，让社会公众感受到其改善、发展贵州教育事业的诚意。即便是其正在开展的教育系统爱心捐助活动，也应该尊重民众的意愿，要想办法让人家自觉自愿地捐款，而不是依然坚持以往的刻板模式。（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