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良
一
图书分类自古是一门学问。目前,我国大多数图书馆采用《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这部上世纪70年代编制、后来多次修订的分类法,根据毛泽东的说法,将知识分为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加上马克思主义和综合类,将图书分为5大部分22大类。
笔者征求各学科学者和有关领导干部意见,认为,在如此纷繁的学科门类中,一般领导干部阅读,主要涉及下列学科门类: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党的文献、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党的建设、政治学、法学和法律、军事理论、文史、一般社会科学、科学技术、环境科学、计算机知识。
这些学科门类下面,还可以细分若干二级类目,如:哲学,可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心理学、宗教;经济学,可分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发展和增长经济学、世界经济学、经济管理学、财政金融;政治学,可分中国政治学、西方政治学、行政管理学、民族理论、人权理论、国际政治;文史,可分语言文字、文艺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一般社会科学,可分社会学、人口学、领导科学、人才学、公共关系学、科学学、未来学、信息学、系统科学、行为科学、社会调查方法。
二
开列推荐阅读书目,古已有之。
孔子为了培养理想的合格从政人才,整理删定“六经”,即:易、书、诗、礼、乐、春秋,指定学生阅读。“六经”堪称我国春秋时期“后备领导干部”指定阅读书目。
在唐代,推荐书目受青年士子们的青睐,敦煌遗书伯2171号,被人称作“唐末士子读书目”,是现存较早的推荐书目文献。
元初学者程端礼号召青年学子读书作官,他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详细叙述读书的内容、次序和方法,给青少年制定了3个阶段的读书计划。
明末清初学者陆世仪主张读书讲究实用。他在《思辨录》中,为青少年开列了《十年诵读书目》、《十年讲贯书目》和《十年涉猎书目》。
由清初三大儒之一的李颙口授的《读书次第》,为学者开列了一份详细读书清单,包括书目34种,参考书目数十种。
龙启瑞于清道光末年撰《经籍举要》,为学子开列经史子集4部典籍要目,他选取诸生急需精读之书,略述其内容得失,指点阅读方法。
清光绪初年,一些读书人问张之洞:“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张之洞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在藏书家缪荃孙协助下,仿《经籍举要》,编成《书目答问》。他们挑选2200余种图书,以指引治学门径。
“五四”运动后,仍有知名学者开列国学推荐书目。
1920年,胡适开列《中学国故丛书》目录,列举31种古籍。
1923年,《清华周刊》向一些名家征稿,请他们开列国学推荐书目。胡适应约编辑《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收录图书约190种,后又修订精简为《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该书目不收音韵训诂之学和前四史、《资治通鉴》等书,但收录古典小说。
同时,梁启超应约编辑《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收录图书约 160种,后又针对青年学生精简为《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梁启超不同意胡适“把史部书一概屏绝”而收编《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之类的小说。
1924年,章太炎在《华国月刊》发表《中学国文书目》,收录39种古籍,但大都不适合当前中学生阅读。
1925年,顾颉刚开列了一个书目,含14种书,作为“有志研究中国史的青年可备闲览书”,包括《山海经》、《世说新语》、《大唐西域记》、《宋元戏曲史》、《马可?波罗游记》、《徐霞客游记》、《西秦旅行记》、《梁武石室画像》、《洛阳伽蓝记》、《唐人说荟》、《元秘史》、《陶庵梦忆》、《桃花扇》、《南洋旅行记》。
同年,孙伏园主持的《京报副刊》征求学者推荐“青年必读书十部”,70余人应征。其中鲁迅的论点颇为特别,认为看中国书让人脱离人生。他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但是,后来鲁迅自己就曾于1930年为别人开列学习中国文学的书目,列书12种:《唐诗纪事》、《唐才子传》、《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历代名人年谱》、《少室山房笔丛》、《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世说新语》、《唐摭言》、《抱朴子外篇》、《论衡》、《今世说》。1942年,朱自清的《经典常谈》初版。该书开列10余部国学经典,包括《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春秋》、《战国策》、《史记》、《汉书》等。
同年,汪辟疆为中央大学国文系学生开列了一个中国国文源头书书目,包括10种图书:《说文解字》、《毛诗正义》(孔颖达)、《礼记正义》、《荀子》、《庄子》、《汉书》、《资治通鉴》、《楚辞》、《文选》、杜诗。
1953年,经郭沫若、俞平伯、何其芳等名家审订,北京图书馆开列了《中国古代重要著作选目》,选图书20种。其中却不见《周易》、《论语》等。
1973年,台北三民书局出版钱穆的《中国史学名著》,推荐26种图书。1978年,钱穆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时指出,有 7部书是“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即《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传习录》。
197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蔡尚思的《中国文化史要论》,其中第7章是“中国文化基础书目”。他以该章内容为基础,经过修订,在《书林》(1982年第5期)发表一个书目,推荐“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40种书,包括文学、史学、哲学思想和科学4方面。
1980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张舜徽的《中国古代史籍要籍举要》,解释历代史学名著200余种。
1994年,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张岱年主编的《中国思想文化典籍引导》,收录85部典籍,特别指定其中《周易》、《论语》、《孟子》、《老子》、《孙子兵法》、《史记》、《纲鉴易知录》、《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幼学琼林》10部为“有文化的中国人必读书”。
1997年9月,清华大学教务处、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编印《清华大学学生应读书目(人文部分)》。编者参考校内外专家意见,提出供清华大学本科生试用的 80种书目,分中国文化、外国文化、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4类,每类20种。
1998年,北京大学纪念百年校庆时,由50多位著名专家、教授推荐北大学生应读书目30种和选读书目30种。
1999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王余光主编的《中国读者理想藏书》。该书编者收集 80种中外推荐书目(其中,中国书目54种,外国书目26种),运用计量方法,对80种书目所荐图书加以统计,以被推荐次数多少进行排序,一一介绍。
三
开列推荐阅读书目,不仅中国人,外国人亦然。
1929年,美国文学评论家考利(M.Cow-ley)与人合著《改变我们心灵的书》,从当时美国各领域知名专家共同推选的134种图书中,按照得票多寡遴选出12种“对于当代美国精神影响最为重大的书籍”。
1945年,英国作家奚普(H.Shipp)也推选了10本“震撼世界的书”。
1985年,美国《生活》杂志在数以百万计读者中开展评选活动,评选出“人类有史以来的20本最佳书”。
1986年,美国哈泼—罗出版社出版由迪瓦恩(C.M.Devine)等编的《哈佛大学有影响的书籍指南》,反映113名哈佛大学知名教授推荐并且对他们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图书。
1991年,日本讲谈社《现代》杂志根据专家学者的推荐,从近120年的出版物中,选出“影响日本近现代文化的100本书”,并发表在当年1月号。
西哲叔本华有云:读好书的前提是不读坏书。书目就是指引我们读好书的门径。中国传统学问中目录学历来被视为读书的“钥匙”,掌握了它,读书人才能“胸有丘壑”。现在的领导干部要读的书更多,如何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从掌握书目开始,仍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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