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父母的，都想为子孙留点什么，除想留点“硬通货”外，还会想留点什么稀世珍品以传世。

　　也有人不这么想。《汉书·疏广传》载，有一个叫疏广的人，是皇太子的老师。其退休后，皇帝念其人品业绩，加赐黄金20斤，皇太子另赠50斤。

　　面对这喜从天降的大财，疏广回到家乡后，把族人故旧请来，设酒摆宴，与相娱乐。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了一年多。子孙们有点坐不住了，私下里找能与其父交心说体己话的长辈，让劝说其父置买些田宅，为子孙留下点基业。哪知疏广听后，深不以为然，说：作为老人，谁会不念及子孙呢？这是人之常情、世之常理。但我家“自有旧田庐，令子孙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与凡人齐”就行了。如果我“增益之以为赢余”，这是“教子孙怠惰耳”。贤而多财，是“损其志”；愚而多财，是“益其过”，不想百年之后让子孙“益其过而生怨”。

　　疏广一席话，引人常深思：当父母的，百年之后到底给子孙留什么，才能流长不歇？

　　历史是最实在的教科书。古而今，我们常常看到：留钱的，钱有腿；留田的，田连天。腿，可以走；天，可以变。而惟有留德，才可长久。

　　以德遗后，首要的是自己有德。不能口言德，实行非；外面绣花，里面装草。德，是做出来的，不是喊出来的。千虚不搏一实。一件实事，能将一千句空喊打得粉碎。德就是这样：讲出的话，对人无益，不如不讲；做出的事，对人无利，不如不做。

　　以德遗后，重要的是自己追德。德无止境。不能认为自己一件事做对了、做好了，就什么事都是对的、都是好的。生活一再告诉我们：即便是一个坏人，也会有恶中之善；哪怕是一个好人，亦会有好中之失。对自己的要求，无论在明、在暗，于公、于私，都不能放松、不可放松。一旦弦松了，“走调”必然，“跑偏”自然，很可能“一失足成千古恨”。

　　以德遗后，至要的是刻德。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周恩来面对“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后果，不是将错误上推下卸，而是检讨自己犯的一个严重错误：提出了超过实际可能的关于跃进、大跃进、特大跃进的标准，即规定农业每年增产超过10%，为跃进；超过15%，为大跃进；超过20%，是特大跃进。正是这种严于解剖自己的美德，不仅显美于当时，而且留芳于后世。

　　实践告诉我们：影，从来是随行成；响，历来是随呼至；名，一直是随功立。德亦然。生活中的德影、德响、德名，从来是随着德行、德呼、德功而成、而至、而立的。以此德遗后，不让其流长，都难。(张保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