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表面上波涛汹涌的文化的江湖底下,究竟是一眼活泉还是一潭死水,其实取决于有多少人愿意用匠人的态度去雕琢些与所谓的“时代精神”格格不入的东西。

　　这是一个流行文化众声喧嚷的时代,也是一个大众的注意力可以随时转移的时代。昨天还在热火朝天讨论的事,到了明天就成了不受欢迎的旧闻。不过,在这样时代里,总还有一些人做着一些笃定的、有态度的事。

　　最近出版的一套书引起了我的注意:多达80卷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由国内的两家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并且在刚刚落幕的巴黎书展上大放异彩。文字本身自然不如流行小说好读,但却是出版史上第一次对1946年5月至1948年12月长达942天的“东京审判”的忠实记录:长达1000万字,419人出庭作证,光判决书就长达1446页,宣读了7天才完。对于中国人来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是全民族永远的伤痛。可面对日本右翼对南京大屠杀的否定和日本一些教科书对历史的诋毁时,我们除了在网络论坛里振臂高呼,又做了哪些实质性的工作呢?这套虽枯燥却极有意义的书是几年来我看到的针对日本侵华历史的第一项有价值的工作。

　　最近还有一个纪录片也引起了我的注意。《茶,一片树叶的故事》去年年底即在央视播出,但我却直到最近才断断续续地将全部六集看完了两遍。之所以要看两遍,因为第一遍是让自己“震惊”,第二遍才能去反思。“阅片无数”的我,竟然几乎被每一集搞得落下泪来,因为片子讲的其实不是茶,而是人——活生生的人,他们的故乡与他乡,他们的“土地与手掌的温度”,他们“烧水煮茶的事”。当大多数人在社交媒体上反复描述自己重复而琐碎的杂感时,又有多少人愿意在总体上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进行彻底的反思呢?

　　举《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和《茶,一片树叶的故事》两个例子,其实有一个非常微妙的私心,那就是呼吁人们在新媒体大行其道的今天,去关注文化生产领域始终保持着“手工艺人”本色的创作者。也就是说,在环境可以轻易地造就一大批聪明人和一大批聪明项目的时候,仍有人抵御大工业生产和流水线作业的诱惑,而选择用世人眼中最笨、最落伍的方法去对文化进行总体性的审视和再造。他们的作品也许耗时极长——据我了解,《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光从海外搜集东京审判庭审记录的缩微胶片(共5万页)就耗费了上海交通大学的研究者多年的时间,或并不会迅速吸引大众的关注——《茶,一片树叶的故事》的粉丝自然远不如《来自星星的你》多,但这样一斧一凿雕刻出来的文化精品,才是真正对民族有益的。

　　这样的思索,让我又想起了前段时间《人物》杂志上的一个故事:一位大学教授在36年前受国家委派编纂《普什图语汉语词典》,后来,国家忘记了这项任务。但故事的主人公车洪才教授却“一诺千金”,终于在2014年坚持将这本早已被世人遗忘的词典编完了。在没有电脑的时候,他用最传统的方式——手抄卡片——对资料进行整理,总共积攒了10万张卡片,足足装了30多箱。在今天,车洪才教授的故事足以“感动中国”,因为人们从他的坚持中看到了文化中早已失落的一些东西。

　　当然,在这样一个什么都讲“产业”和“效率”的时代里,去追捧一套书、一个纪录片,乃至一本小语种词典,似乎显得有点矫情了。的确如此,“人生已如此艰难,有些事就不要拆穿”,即刻的快感有什么不好?似乎也没什么不好。只是,在表面上波涛汹涌的文化的江湖底下,究竟是一眼活泉还是一潭死水,其实取决于有多少人愿意用匠人的态度去雕琢些与所谓的“时代精神”格格不入的东西。

　　据身在法国的朋友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在巴黎引发了轰动,它的价值必然会持续发酵。可在这个曾经深受军国主义之苦却对那段历史缺乏基本了解的国家里,它几乎没有引发任何来自民间的讨论。可见增强文化浓稠度的“事业”,任重道远。这是后话。（常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