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派头成为一种外在符号时,内在的为官理念一定产生了变异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手机腾讯网,对12万名网友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96.1%的受访者直言身边官员的“派头”足,仅3.0%的受访者感觉身边官员“没什么派头”。(4月15日《中国青年报》)

　　在官场,就应该有个官样。这种理想的官样,至少应该是权威、勤勉、谦卑的结合。权威是官员主导身份的体现,他们未必高高在上、高人一等,但应该高瞻远瞩、指导方向；勤勉是官员克己奉公的表现,他们未必不懂生活、不会享受,但应该公私分明、乐于奉献；谦卑是官员服务公众的姿态,他们未必出身底层、尝遍酸甜,但应该贴近民生、保持敬畏。

　　正因如此,官员根本不应该有特权思想,不应该想着如何特殊化,不应该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表现出特有的官员“派头”。这是常识,也是基本的为官之道。但遗憾的是,调查数据和生活经验告诉我们,一些官员其实非常热衷于摆出官员派头。

　　这个所谓的派头,当然会因人而异。但是,其基本的特征是特权思维和特权形象——因为内在的特权思维,在生活和工作中表现出了特权的形象。这种特权形象体现在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日常的衣食住行,还是工作中的作风,抑或是与人相处时的姿态,生活与工作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无处不在。似乎,如果不能被一眼看出是为官者,就是失败。于是,派头成为了一种综合的“官感”——在一群人中,人们通常能够通过气场和派头,来判断哪些是官员,是怎样级别和职务的官员。

　　当派头成为一种外在符号时,内在的为官理念一定产生了变异。这种变异包括两个层面的文化原因。一是,官本位文化的延续。为官自然有为官的文化,为官的自我认知。但是,一旦这种文化上升到本位,就容易偏离轨道,产生异化。官本位文化就是如此。

　　原本官员也需要尊重,也需要自我认同,但一旦这种认同成为至高的目标,并要求所有人都必须尊重,甚至是服从时,官本位文化就让官员以及权力成为一个判断事物的最终出发点。结果,官员想以官样突出自身的分量；下属想以谄媚表现出对官员的尊重,唯上唯权成为了价值判断中的中心。官员的派头自然而然地生长,并成为官员的标签,社会认知的编码。

　　二是,耻感文化的消失。能量越大者责任越大,而自省意识和对形象的珍惜也会越强、越重。这种自我的反省和反思,可以理解成爱好脸面,也可以理解成一种内在耻感文化。

　　其实,就算是爱好脸面也是一件好事,它至少意味着一个人在做事时依然有所顾忌,有所节制,不会作出为人所指责的出格事情来。所以,有时一些人有派头也不是坏事,当派头成为他们身份和标签时,会反过来制约他们,让他们时刻警惕自己的行为和做派,有没有损及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这种内在的羞耻意识会让派头成为一种正面的东西。但令人失望的是,一些热衷于派头的官员,通常又没有这种内在的羞耻文化,他们不会真的在乎自己的形象,他们也不会真的坚持表里如一,他们热衷于派头,只是因为其是身份标签。

　　当官本位文化逞强,而耻感文化又缺失时,面子就会成为一种空洞的没有牵制的派头。人们追求外在的标签,甚于内在的认同,追求外在的特权,甚于内在的价值。而当派头成为一个普遍现象时,又会反过来加剧官本位文化,让人无论是官员还是普通民众,都将其当成是一种理所应当的东西,同样也会助推耻感文化的消失,使人觉得无需敬畏更不必被道德、被舆论、被观念束缚手脚,进而成为肆意妄为的官场人。

　　所以,在看到派头成为现象时,既要强调权力的制约、制衡,也要看到两种文化的迷失——官本位文化应该消除了,而耻感文化应该强调了。（李劭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