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执政党为避免被迫“内阁总辞职”的风暴打击，以及避免舆论就此议题上过度发挥，导致失票严重，威胁执政地位，必须得有人及时出来担责，因此才有总理的辞职。

　　４月２７日上午，韩国总理郑烘原召开发布会，称应对“岁月”号沉船事件负责，决定引咎辞职。郑烘原痛心疾首，泣不成声，一副“罪人”之状，令人唏嘘。有评论说，郑烘原的辞职，与韩国官员的知耻文化有关。

　　其实，郑烘原的辞职，主要是迫于外界压力，并不是主动选择。

　　韩国政府在“岁月”号事件预防与救援等环节上出现了太多问题。客轮为旧船改造，重心上移，不宜超载，却长期失监。客船出现倾斜，到开始沉没之间，足有一个半小时的充裕疏散和逃生时间，却无一个有效的机构或管理人员行使有效的指挥，船长自顾逃命。政府介入后，前后信息发布矛盾，援救缓慢，力量投入不足。种种问题，连环发生，导致事故危险性的扩大。“岁月”号事件，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是“政府之祸”。

　　在认定“政府之祸”的问题上，韩国各方政治力量已形成共识。在有的议员敦促下，有关方面作出了“岁月”号为“病船”的报告，直指内阁政府监管不力的弊端，暴露了事件在“防患于未然”机制上存在结构性缺陷。事件发生后，媒体与舆论、民间抗议问责，已经把现政府置于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中，甚至有议员提出了“内阁总辞职”的极端方案。民间抗议者对郑烘原又是摔瓶子又是泼水，代表了民众之怒。

　　在这样的压力下，执政的“新国家党”为避免被迫“内阁总辞职”的风暴打击，以及避免有人在此议题上过度发挥，导致失票严重，威胁执政地位，必须得有人及时出来担责，必须要进行有效的“政治危机公关”。如果总统为此辞职，对执政党冲击实在太大，所以，最合适的担责者非总理莫属，郑烘原即使不愿辞职，也会在各方的压力下，不得不辞职谢罪。

　　郑烘原辞职时机的选择上，也可以看出他的辞职非出于“耻感文化”，而出于政治压力。郑烘原宣布辞职之时，正值“岁月”号事件发生１１天之后、救援工作还远远未结束之时，尚有百多人下落不明，沉船打捞等还未全面展开。若沉船事件发生后，韩国政府及时把困在沉船里的人员营救出来，郑烘原反而会以成功指挥者的形象出现于世人面前。韩国政府曾一度发布过被困人员全被救下的假消息，就表明他们对事件的“反转利益”的追求是多么急不可耐。对于这样一个时点上的辞职，韩国有舆论则批其“撂挑子走人”，是不负责任的。

　　韩国在廉政道德上的确成就非凡，但在郑烘原的辞职上，如果仅观察为是一种个人道德洁癖，则是对其政治责任的混淆，忽视了舆论与制度性的“挤出效应”。在郑烘原之前，已经有多位总理引咎辞职过了，如李海瓒，他们全不是“道德圣徒”的救赎行为。（和静钧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