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打人者既要为打人付出法律代价，又无法阻断媒体监督的时候，类似的“打记者”闹剧才可能减少。

　　据《新京报》报道，5月18日下午，因有读者举报当地村官为儿子大摆庆生宴铺张浪费、借机敛财，湖北一都市报记者暗访核实真伪时，遭到当地不明身份的数名男子群殴。6名男子因涉嫌殴打记者，目前已被警方行政拘留。

　　“打记者”现象，近年来好像屡见不鲜。当然，很多打人者最后都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比如，2010年，郭德纲徒弟李鹤彪因打记者被行政拘留7天；2013年，广州某学校保安主管打记者被行政拘留6天。但令人好奇的是，每当“打记者”的新闻出现，舆论都会给予高度关注，打人者往往也很难全身而退，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前赴后继”？

　　好好追问打人者的原因，就非常必要。以这位打记者的村官来说，他们对已经亮出记者证的记者，还是大打出手，真的是把记者误认为是小偷，还是有别的原因？

　　记者接到的举报是他借儿子生日而大摆宴席、铺张浪费，甚至借机敛财。如果这些被验证，后果或许比“打记者”严重多了。何况在网上对他还有贿选、武力逼选等的举报，尽管他回应说是“污蔑”，但事实如何，恐怕还需要深入调查。

　　从以往一些“打记者”案例来看，冲突的原因一般都是打人者不愿意某事被记者发现、曝光，两害相权取其轻，只要拦下记者的调查行为，就算付出打人的代价也值得。要避免这种情形，一方面是对打人行为严肃追责。从报道的情况看，这次被打记者有疑似骨折症状，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对伤情作出鉴定，如果构成轻伤的话，则应当按照《刑法》的相关规定，对施暴者采取刑事拘留措施。

　　同样重要的是，不能因为记者被打而遗忘原来的调查目的。现在当地纪委已初步认定，这位村官的庆生宴违反了相关规定，网上针对他的那些举报是否都是“污蔑”，媒体和相关部门都应继续跟进调查。当打人者既要为打人付出法律代价，又无法阻断媒体监督的时候，类似的“打记者”闹剧才可能减少。 （郭敬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