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出版社最新修订的小学语文教材有了很多变化，比如选文：二年级上学期第二课，歌曲《天路》以诗歌形式入选教材，三年级的延伸阅读中居然收录了台湾歌手周杰伦的歌曲《蜗牛》。而传统爱国主义篇目《吃水不忘挖井人》配的是挖空心思找来的“老水井”的新闻图片。

　　如之前的“鲁迅文章大撤退”、“莫言文章入选教材”、“朱自清的《背影》消失”等带来热议一样，这次小学语文教材选文的变化，同样引起热议。尤其是周杰伦的歌曲《蜗牛》入选，更是争议较大，有人认为其歌曲充满正能量，也富有时代性；也有人认为，这是“俗文化的代表”。

　　无论争议如何，教材主编、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的初衷是：“必须按照真语文的思路彻底打破以前的内容，让语文的人文性和工具性统一，以语言为核心，以语文活动为主体，以语文综合素养的提高为目的。”然而，在缺乏标准的情况下，究竟怎么样才是“真语文”，“正确的语文观”是什么，这些注定不会有统一答案。那么，新修订的小学语文教材的选文，可能很大程度上也就只代表了部分人的“语文观”。

　　语文课程具有很强的人文性、综合性、开放性、实践性，承载着特殊使命，无论什么文章，一旦选进语文教材，就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独立存在的作品，而是整个教材系统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是教学活动的凭借，发挥着工具性的功能；“语文教材不仅仅是例子”，还发挥着人文性的熏陶育人功能。在这个意义上，相比于谁的作品、谁的哪篇作品该不该入选语文教材的争议，争议背后的各执一端、莫衷一是更让人忧虑，因为它影响着育人的导向和育人的效率。

　　那么，什么样的语文教材选文标准才是最好的呢？恐怕也没有定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王晓霞教授，曾系统地研究了国外及港台地区语文教材选文标准观，发现第一类是文化本位的选文标准，比如法国的“经典化”标准、中国台湾地区的“传统化”标准；第二类是社会本位的选文标准，如美国的“生活化”标准、香港的“实用化”标准；第三类是个人本位的选文标准，如英国的“本体化”标准、日本的“人格化”标准。

　　就目前的语文建设来说，选文只是一个方面，更严重的是语文教学的异化——不是从学生的认知特点和生活体验出发，而更多是为了考试而学习语文；解读作品不是从作品本身出发，而是机械地沉溺于对“中心思想”的提炼与解读；看待作家，不是从作家的时代背景和完整人生出发，而是在只言片语中随社会思潮而摇摆，要么“微言大义”，要么“只抓虱子”。语文教育成败的关键，教材固然重要，但教学更重要，因为教材是死的，而教学是活的。

　　因此，当务之急，是抛弃教材选文的争议，把语文教学从“课堂中心、教材中心、教师中心”中解放出来，将死气沉沉的教师单一讲授变为快乐、对话、开放、生动和探究性的语文课堂，真正“直面文本、直面语言、直面人的心灵、直面人的生命”，实现“文从心出，心在文中，循文会心，实现心灵的相遇相通”，让学生在乐学语文、会学语文、学会语文、善用语文中潜移默化地完成“语言行为，能力和习惯的培育”。（郭文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