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记者报道,江苏睢宁全市114万人每年根据分数，被划为ABCD4个信用等级，然后享受不同的“社会待遇”。比如，A级者在入学、就业、低保、社会救助等方面，会得到优先照顾。此外，还有诸如招商引资能加分、缠访闹访会扣分等。这种政府给百姓建立信用评级的做法，一经新华社记者报道，中国青年报消息称，“再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争议”。

　　如何建立全社会信用体系，什么工作是政府应当做的、可以做的，什么工作应当由社会各方面、各行业分头去做，值得认真研究探讨。

　　睢宁的探索，我估计很难在更大范围内推广。除了具体操作层面设计上有许多致命缺陷外，根本上说在政治理论上有不通之处。中青报6月24日报道，睢宁引发的争议之一是，政府是否有资格将民众划分等级，并将社会公众服务作为奖惩的手段？一位网民说：“市民纳税供养政府，政府受雇服务于市民。本应是市民为他们的政府雇员打分评级，反倒成了政府利用手中的公共管理权力，为主人评分评级。”谁是国家主人，谁是人民公仆，谁养活谁，谁为谁服务……这些涉及政治伦理问题。很多人明白家庭伦理是怎么回事，谁是爹娘谁是儿女还是分得清楚，一到政治领域，一遇政治伦理，就糊涂了。政治伦理其实并不难懂，群众路线自始至终讲的就是政治伦理，只不过一些人没有用心学习和领悟，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这些问题不在此深谈了，在此想谈一个担保问题，这是建立社会信用的重要一环。

　　同一天的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高中生美国做义工》。作者是天津市耀华中学高二（11）班孙烨。孙同学说，她在美国波士顿，做了一个义工，到幼儿园帮带孩子。她去的幼儿园位于哈佛大学附近，3个班共约60个学龄前孩子，大多是华裔美国孩子。近20名来做义工的，也大多是黄皮肤、黑眼睛、和她年纪差不多的高中学生。义工的主要工作是在课余时间带着孩子们活动。据统计，做义工的志愿者约占美国人口总数的60%，一些“热门”的岗位需要提前很长时间申请，还要经过必要的考核，像幼儿园因为关系到儿童的保护与教育，就很难申请。孙同学写道：“我之所以幸运地得到这个机会，是因为托尼（在美国的堂兄）已在那里做了几年义工并且表现优秀，为我做了担保。”

　　中国现在似乎除了借钱需要有担保之外，平时干任何事情一般用不着找人担保。1949年以前，中国民间是盛行担保制的，比如新人到某处学徒或工作，有的地方要保人。前几天，我和老父亲闲聊，说起我爷爷在北平开过刻字铺。那时，开这种铺子可能要到社会局登记备案，需要有铺保，几家铺子保你才行。不知道美国的担保是怎么搞的，但从中可以看到：有些事情需要第三方出面担保，才能取得某种程度的信任。担保人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当的，自己必须建立起良好的社会信用，并承担社会信用风险。一旦被担保人出了问题，肯定影响担保人的信用。被担保人因为担保人的关系，一般也不太敢胡来。我们是否有必要在一些方面恢复担保人制度呢？睢宁政府给百姓分信用等级，等于是一种变相担保，政府充当担保人。万一打分不准或A级人干了C级事，连带政府信用也大打折扣，这个角色风险巨大。政府和组织还是不要什么事都搅到自己头上，因为出了事是要承担责任的，包括历史责任和法律责任。（苏文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