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我国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秘书处提交了《南京大屠杀档案》和《慰安妇——日军性奴隶档案》的提名表。其中“慰安妇”的申报档案涉及了四名战犯的笔供，已经公布的铃木启久和佐佐真之助就在其列。我特别注意到，他们在此次公布的亲笔自供中都交待了日军设立慰安所、诱骗和强征“慰安妇”、强奸妇女等恶行，并涉及具体的细节。根据铃木启久的供述，1941年，他在安徽巢县设置慰安所，诱拐了20名中国及朝鲜妇女作为慰安妇；1942年，命令所部在占领地都要设立慰安所，这一年他强征了60名中国妇女；1945年又征用了60名中国和朝鲜妇女。佐佐真之助供述，1942年12月至1944年1月，在慰安所糟蹋妇女十数名；1944年12月至1945年5月，在湖北当阳、宜昌、荆门，有中国妇女数十名供给日本军队“慰安”。

　　这些自供均经过战犯本人确认、签名或直接由本人书写，是对历史真相无可辩驳的呈现，是回击那些质疑和阻止我们申报世界记忆名录的重磅武器，我们必须保全这些真实的原始档案，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知道、都能警醒。

　　一直以来，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长期致力于复原“慰安妇”的悲惨历史，而缺乏档案史料一直是制约这项工作进行的重要因素。日本战败之时，大规模销毁侵华的原始档案，导致研究的展开因缺乏第一手材料而步履维艰。所以20年来，我们开展了日军性奴隶制度的历史调查，前后获得百余幸存者的珍贵口述资料，如万爱花、林亚金（黎族）、李秀梅、邓玉民（苗族）、朱巧妹、周粉英等，她们无一例外的都被强征为性奴隶。目前还有23位老人生活在海南、广西、山西、黑龙江、湖北等地。如今，战犯自供的公布，相当于一份“加害方的原始证据”，具有权威性，与我国“受害方的询问笔录”和“加害方的事后回忆”相结合，则构成了多重证据链，环环相扣，能清晰、客观地呈现日军侵华及强征“慰安妇”的实态，是推进“日军性奴隶资料整理与研究”这一国家重大课题的重要资源。

　　当前，日本政府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决定，无异于又要将日本恢复为一个“可以战争的国家”，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战争欲望沉渣泛起，这种“恶性”为历史所不容，为世界人民所唾弃，为世界潮流所不允。档案的公布就是要世人认清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丑恶嘴脸，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理当团结起来，铲除作恶者的恶性。

　　同时，我们也期待罪行较轻、认罪态度较好的1017名战犯自供的早日披露。他们作为日本侵略者的战争工具和帮凶，首先是加害者，同时，他们也是军国主义体制的受害者，他们的一生无辉煌可言，无军功可说，尤显得可怜与可耻。所以，日本民众、世界人民都要清醒地认识侵略战争的暴虐，防止被军国主义狂热分子“洗脑”，警惕和反对阿伦特所说的“平庸的恶”，保卫和平、反对战争、铭记历史、面向未来。（苏智良，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郑海鸥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