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重要环节的民主生活会制度，是在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形成发展起来的。

　　1929年召开的古田会议，应被视为民主生活会的初步实践。古田会议决议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认为“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武器”；要求开展正确的党内批评解决各种错误思想，包括“发动地方党对红军党的批评和群众政权机关对红军的批评，以影响红军的党和红军的官兵”。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总结过去犯错误的教训，一再强调发展党内民主。1938年10月，毛泽东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必须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样才能做到：一方面，确实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又一方面，不至于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1941年，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强调加强组织纪律性，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领导干部必须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听取党员群众的批评，增强党性。

　　延安整风运动可以说是党的民主生活的成功实践。整风的方法步骤是在阅读文件基础上，联系个人思想和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认识，增强党性，改进工作。毛泽东提出了“惩前毖后”和“治病救人”的方针，意思是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和批判，以使后来的工作做得好些。揭发错误的目的，不是为了把人整死，而是像医生那样救人。经过整风，全党同志实现了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统一，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继续强调健全党内民主生活。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要求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对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

　　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总结了“大跃进”运动以来的教训。毛泽东在讲话指出：“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他要求大家“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邓小平在发言中提出：在党委会里面，应该有那么一段时间交交心，真正造成一个好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我们要重视党委内部的互相监督作用这个问题。上级不是能天天看到的，下级也不是能天天看到的，同级的领导成员之间彼此是最熟悉的。这样做，对于同级里面讨论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作出决定，也是很重要的。刘少奇建议，各级党的委员会一个月之内要有一次党内生活会；委员会开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些意见和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内政治生活逐步恢复正常。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要求：“每个党员不论职务高低，都必须编入党的一个组织，参加组织生活。各级党委或常委都应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交流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1981年，中组部下发《关于进一步健全县以上领导干部生活会的通知》，要求县级以上党委坚持每半年开一次党委常委（党组）生活会，认真检查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和《准则》的情况，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1990年，中央印发《关于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若干规定》，要求“党员领导干部都要参加双重组织生活会，既参加所在支部、小组的组织生活会，又参加定期召开的党员领导干部的民主生活会”。1992年，党的十四大修改通过的党章，正式把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制度确定下来。

　　1997年，针对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存在的问题，中央纪委、中组部印发《关于提高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质量的意见》，规定上级党组织领导干部参加下级党组织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制度，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关、组织部门干部列席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2000年，中央纪委、中组部印发《关于改进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若干意见》，将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由原来的年召开两次改为年召开一次。2007年，党的十七大修改通过的党章规定： “每个党员，不论职务高低，都必须编入党的一个支部、小组或其他特定组织，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接受党内外群众的监督。党员领导干部还必须参加党委、党组的民主生活会。不允许有任何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不接受党内外群众监督的特殊党员。”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中央领导同志带头参加民主生活会，还分头到联系点指导民主生活会。近期以来，民主生活会在查摆问题，改进工作，使党员领导干部接受党的群众路线教育，经受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等方面，发挥了明显作用。有理由相信，在总结教育实践活动经验基础上，民主生活会制度将进一步得到完善。（谢春涛，为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