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评

　　黑龙江省出现了高考“加分门”，这次加分的根据是因为考生的思想品德优秀。尤其让网友质疑的，不仅是这次加分的人数多，而且颇集中。鸡西某中学的一个班就有12人获得此项照顾，因而被人呼为“雷锋班”。这一事件在网上披露后，教育主管部门称，程序符合要求，而对于有人质疑“雷锋班”的出现，鸡西市教育主管部门则称，这个班的整体素质较高，“就像有些高中一个班级有好几个学生考上‘清华’‘北大’一样。”

　　思想品德加分，要宁缺毋滥

　　弘扬思想品德可以理解，但事关高考公平，一定要宁缺毋滥，切不可“扩大化”。

　　尽管今年“奥赛”退出高考保送条件引人注目，“省级优秀学生”的保送条件依旧赫然在列。以此，黑龙江以“思想品德”作为“优录”参照，似无不可。毕竟人才要德才兼备，“德”字为首。但是，细加推究，颇有需推敲之处。

　　首先，“品德优秀”者可以有很多，这是好事，但一个班里出现12个还因此高考加分，就有点不正常。且不说数百之众的高中孩子，能有多少在思想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而根据所谓的“外在事迹”，来区分谁的思想品德“更突出”，似乎已经走上了形式主义的歧路。

　　其次，虽然“鸡西市实际”包括了“好习惯示范生”这样一种含糊其辞的荣誉，但这里可能存在着长期的习惯性认识误差，即把乖孩子混同于“思想品德好”的孩子。更何况，高中生的年龄，世界观与价值观尚未成型，随时可能“觉今是而昨非”，以这一阶段的“突出事迹”作为选拔标准，也有刻舟求剑之嫌。

　　从深层次看，良好的思想品德其实是个人对自身的内在要求，是超越了功利的绝对律令。在特定时刻，做出了一些“感人之举”，其实不过是行所当行，无需刻意宣扬。加以“优录”褒扬，也许意在弘扬正气，但负面作用同样不可小觑——一旦设定“突出”的标准，如何保证学生不会群体效尤，“为突出而突出”？而此举甚至可能为行善者招致额外负担，如江西夺刀高考少年之表态，“若免试保送会使救人行为变味”。

　　总之，弘扬思想品德可以理解，但事关高考公平，一定要宁缺毋滥，切不可“扩大化”。依我看，极少量特例可以法外从宽，如今年全国关注的高考夺刀少年的例子。其他，大可无为而治，因为，思想品德好的人本该是社会大多数。（徐行 大学教师）

　　品德加分不如建信用档案机制

　　道德如何衡量？也许比较切合实际的做法是，每个学生（当然还有每个国民）从一开始就建立一种合理的信用档案机制。

　　这件事被发酵成为新闻，说明主管部门的解释难以服众。

　　思想品德，强调的是一个人的自我内心的修养，而思想和修养，是无法数量化的，无法用外在的某些指标来界定的，而如果你要强行用数据和标准来衡量，必然会失去内在修养的本义。而且如果将此又作为某项事关个人命运的高考的评价标准，这就不是个人的评价问题了，这就关涉到整个高考的公平问题了。众所周知，因为思想品德是“软性”的，当这种软性的东西和直接和关键的利益相关了之后，漏洞就会出现，作伪，甚至舞弊、黑箱操作等等，会成为必然。于是，一个班级出现12人的思想品德加分情况，自然会引起人们的“联想”。在这个意义上，这次“加分”事件，绝对不是黑龙江省鸡西市“躺枪”。

　　既然思想品德无法数量化、标准化，可是政策制定者还要增加这一项，这就又会引起人们的诸多“想象”。因为无数事实已经教给了人们，凡是有人为推荐的地方，就会有漏洞，就可能有黑箱操作，“点招”便是一例，本意当然是为了选拔有特长和特殊贡献者，但是最后还是沦为各地方高考、高招中权钱交易的途径。

　　其实，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在隋唐科举制度制定之前，人才的选拔和考核就有谓之“举孝廉”等推荐制度，正是因为举孝廉等将思想品德作为标准化和数量化，导致了流弊从生，所以科举制度才会出现。尽管说科举制度备后诟病，但是在古代社会，这种考试制度是一种合理的选择，延续了几千年。就像目前依然通行的高考一样，虽然唯成绩论并不是最理想的方案，但是对于事关千千万万的考生的公平而言，成绩毕竟是最符合实际的选择。

　　当然，并不是说“思想品德”一点不重要，并不是说“思想品德”完全不能作为一种考量因素。恰恰相反，其实真正的个人修养、内心道德提升，才是一个人最重要的。这就牵涉到了那个永恒的难题：道德如何衡量？这需要求助一种良性的国民文化氛围，求助一种成熟的考评机制。也许比较切合实际的做法是，每个学生（当然还有每个国民）从一开始就建立一种合理的信用档案机制，作为高校招生时的参考，而绝不应该像黑龙江省的那种简单的加分的做法。当然，信用的建立，道德的弘扬，恐怕还是主管部门首先做到，或许这样才能避免这样一种情况的出现：为什么主管部门某些政策的制定公布，选拔的结果，每每引起人们的“联想”、“想象”，我想这一现象，倒是值得相关部门本身需要自省和反思的。（赵普光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