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到底是否具有公共性？应不应该具备公共性？这个貌似没有争议的论题实质上是有争议的。前不久，偶然读到19世纪德国著名艺术史家格罗塞说的一段话：“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民族，艺术都是一种社会的表现，假使我们简单地拿它当作个人现象，就立刻会不能了解它原来的性质和意义——至少，古代的著作者，总是把艺术看作公共事业的。”他说“至少”，言下之意，古代以后的“著作者”就不一定“总是把艺术看作公共事业的”。这位德国老头眼光还是够“毒”的。是的，文学到底是不是一种公共事业、它到底具不具备公共性、文学的语意表达在确定了必须进行诗意栖居和个性诠释的同时，还要不要肩负起通达公共意识、建构民族理想和社会价值的使命，起码在19世纪以后这漫长的岁月里一直存在着或大或小、有时显著有时隐晦的分歧。有些朋友甚至羞于把文学创作和公共领域联系起来，更不要说让文学肩负起某种必需的公共使命了。似乎只要这么一联系，文学就不文学了，更谈不上文学的神圣性了。

　　我常常困惑在这种本不该有的分歧中。

　　毋庸置疑，文学创作是一种个体劳动，是一种具有明显内省色彩的个人行为。又因为它是艺术创作，所以它必须呈现作家的个人特色，烙上明确的个性印记。优秀的作家必须也一定会拥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我们曾经历过一个痛苦的历史阶段，让作家消除个性，否认自我在文学创作中的基础作用。那些年，文学所遭受的伤害记忆犹新。经过拨乱反正，作家找回了自我，文学事业拥有了一个灿烂的春天。这也是有目共睹的。现在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作家自我中的这个“我”，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我？它当然代表着它居在体的那个主人。这种代表的呈现在文学创作中越充分，越独特，越与众不同，就越会被人们认为具有“文学性”或“艺术性”。但这是否就表明作家的这个“我”可以仅仅只代表居在体这个主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小我”就足够了？作家的这个“我”可以甚至应该漠视或拒斥社会和时代的需求？

　　作家的个体劳动成果是要以“作品”的形式发表、出版、面世的。因此，归根结底，它是一种社会存在。这就决定了文学创作和文学家生命历程中本有的公共性。作家的自我意识中不能缺少公众意识。他内在的那个“我”必须是一种“大我”，用不同的角度方式和深度“包孕天下”。无论他是否愿意，或是否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只要他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他总是以代言人的身份在场。宏大的如“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也罢，细微的如“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也罢，无不因为它们深切的忧天下情怀和对底层平民生存状态真诚关爱、生动呈现，而打动了无数人的心，成就一阙千古绝唱。

　　更应该看到的是，当下中国正处在一个巨变的时代。毫不夸张地说，这场巨变所要决定和奠定的是中国今后数百年的历史行程轨迹。而这场巨变的重要使命之一，在我看来就是“造人”，造就新型的现代化的中国人。唯有此举中国方能扎扎实实地推进现代化进程。而要造就一代新型中国人，关键的一点，是促成灵魂深处的变革，这就需要文化的引导。而文学是可以、也应该承载起这种文化引导功能的。俄罗斯人永世难忘普希金、托尔斯泰、契诃夫和果戈里，我们中国人心里总存着李白、杜甫、曹雪芹和鲁迅，不就是因为这些文学巨匠通过他们的作品，深刻影响着一个民族理念民族性格的成型和成长吗？拥有这种公共性，才使得文学成为真正的文学，获取了旺盛的生命力，也使得作家成为本质意义上的“作家”。

　　当然，我们也不得不警惕另一种倾向，就是对文学公共性的庸俗化呈现，警惕它在实现它应有的公共效应时被“皮囊化”。这是我借用的一个概念，觉得它特别形象准确。当下文学的绝对私人化趋势在市场的鞭策下似有所转向，应声而起的就是这种在产业化过程中，过分取媚于大众的所谓“公共效应”，追求极端的娱乐消遣博眼球争点击率收视率挣票房，只剩下一张“皮囊”自诩为“文学”，而内里早已不只是把无聊肉麻空虚当有趣了，少数网络作品、官场文学和言情作品甚至充当起“文学贩毒者”的勾当。

　　一千多年前，杜甫曾感慨过“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下者已逝，来者无穷。这正是我们民族的现状，也是文学的希望。让文学这头雄狮奔腾起来，为了文学，也为了我们这个中国。（陆天明 编剧、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