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安徽省萧县县委原书记毋保良因受贿于2012年3月被“双规”，然后经过了漫长的司法程序，近日安徽省高院终审裁定维持原判：对毋保良非法收受他人1900万余元财物，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有关部门也对萧县80多名“送礼干部”作出免职决定。

　　抛开毋保良自身的问题不谈，一个县将80多名“送礼干部”免职，还是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有人认为一次免职这么多人，是破除“法不责众”的决心之举；但也有人觉得，只是免职而没有追究行贿罪，已经算是“从轻”了。

　　对这个问题，法院认为有些干部所送“金额不大”，且直至案发也未提出明确请托事项，但终属“非法礼金”，惟不以犯罪论处。而送礼构成违法，官员不得以私权利与“人情之常”为借口为自己狡辩，这是有关部门对“送礼干部”免职的依据。

　　对这样的免职处理，一些局内人已然觉得“过重”，理由当然不外乎是当时风气如此，“大家都送，我不送不好”。的确，萧县过去干部送礼的歪风，扭曲了领导干部的心态，形成一种恶质的官场文化。在对毋保良的起诉书上，向其送礼的人员多达近300名，公职人员占一半以上，不少干部逢年过节就凑份子，成群结队上门送。上级将吃吃喝喝、请请送送作为密切上下级关系、搞好工作、提升威信的途径，以至于谁不送礼就怀疑谁对自己有意见；下级则将领导收不收自己的礼、收多少，当成自己是否被核心权力圈接纳，乃至有没有发展前途的象征。

　　这股歪风，严重扭曲公务人员的价值观、权力观、政绩观，所谓“不收钱不收礼怕得罪人”，也成了半真半假的怪现状。各级干部实际上陷入一种“囚徒困境”。

　　反腐败，一个关键问题是什么是腐败；而要从严扎紧“制度的笼子”，从严的标准是什么？按照美国、德国、新加坡乃至我国台湾地区法律，受贿数额并非定罪与量刑的标准，只要获得不正当利益，即可入罪；行贿而未获利益，也属犯罪行为。萧县80多名干部送礼“三五千元”而没有请托事项，当地法院不以犯罪论处，就显得还是有放纵嫌疑，有“牛栏关猫”之虞。

　　语云：防微杜渐。巨蠹是由小贪“成长”起来的。中国要反腐败，最终实现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三清”目标，必须以杜绝一切形式的不正当得利为制度之基，切实扎紧“制度的笼子”。有消息称，对于贿赂起刑点以及是否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贿赂罪犯罪要件，我国有关部门正在进行修法调研，我们希望将来能够“与国际接轨”。

　　在修法前，党纪政法可以先收制度解释的“敞口”。凡是行贿送礼者，超过一定数额，就应开除公职。所谓免职，并非真正的行政处分，还远远谈不上“过重”。（杨于泽 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