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观察·关注语文教育❶）

漫画 徐鹏飞

　口头为语，下笔为文，一国的“语文”积淀着这个国家文明与文化的精髓。新学年伊始，随着语文在中小学教学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如何认识语文教育问题乃至破解其中的难题，有赖有识之士贡献真知灼见。

　　——编 者

　　文本阅读、写作和口语交际在语文教育中缺一不可，而当前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教学实践方面，口语交际都存在严重不足

　　最近，关于干部讲话或者做报告时，不要一味念稿子，要用自己的话和听众交流的倡议很多。这看起来容易，可是对不少人来说，真做起来却有很大困难。一些干部，往台上一站,口袋里装着现成的稿子，上面写满了与现场无关的书面语套话，把这样的稿子照本宣科一番，听众没有感觉，反应木然已成常态。而今要改变这种积习，离开现成的书面讲稿，许多人往往语无伦次，甚至讲不出话来。

　　如果这只是个别现象，只能怪其不争气，然而此等现象比比皆是，这就不能不促使我们对语文教育有所反思。

　　我国《语文课程标准》从小学语文到中学语文都明确规定了文本阅读、写作和口语交际教育缺一不可。但是，在实际的教育实践中，口语交际这一块往往落空。一些课本将之简单化为普通话标准读音练习。人民教育出版社最新出版的初中课本中，竟然没有独立的口语交际的内容设置。2014年以前的版本，口语交际倒是有，但开宗明义就是谈朗诵，显然在基本观念上文不对题。首先，朗诵并不是口语，朗诵的作品也可能完全是书面语言的经典。其次，口语交际是现场交流，是现场互动生成的，而现成的诗文是单向的传输。

　　很多教材编写者并不理解口语范畴是相对于书面语和古代汉语而言的。从词汇方面来说，口语比较非正式，书面语比较正式，古代汉语则更为庄重。同样是第一人称，用口语来说，可以是“咱”“俺”，用书面语言可能是“我”，而古代汉语，则很纷纭，如“区区”“在下”等等。三者的所指是相同的，但能指符号不同，文化语义和情感色彩也相去甚远。孙中山的遗嘱开头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主要是文言词语，其语庄重，如果改成现代汉语“我（咱）努力进行国民革命一共四十年了”，语言情感就有所改变。但是，口语有口语的特殊功能，那就是比之书面语，尤其比之古代汉语要明快，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以语文课本中的文章为例，在《三国志》的《隆中对》中，陈寿让在新野最多不过拥有一两千人马的刘备对诸葛亮自称“朕”，而在《三国演义》的《三顾茅庐》中，罗贯中却让他自称“备”。有些教学参考书把“朕”和“备”翻译成“我”，就把文言的“朕”和口语的“备”之间的重大区别遮蔽了。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批驳美国白皮书，不用一般书面语说他们“彻底失败”了，而用口语词汇，说他们“完蛋”了，其间的豪情就不是“失败”那样的书面词语所能承载的。

　　毛泽东说，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我们要向老百姓、向古人、向外国人学习。向老百姓学习主要就是学习口语。一些干部讲话离不开讲稿，过度依赖书面语言，而要想和群众深入交流，就得把书面语言转化为口语。毛泽东在书面语甚至古代汉语和当代口语的结合方面，自由灵活堪称典范。还是以《别了，司徒雷登》为例，他先引用了老子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接着又加上一句“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有了这样的口语发挥和阐释，文章才有酣畅淋漓的气势。口语比之书面语言，不但明快，而且生动，富有感性色彩。我曾看过一篇报道，说崔永元近来收入挺丰厚时，作者用了“腰包鼓了”这个说法，介绍崔永元最近在策划一个节目时，作者用口语的“捣鼓”代替书面语的“策划”，非常形象活泼。

　　对日常会话和做报告来说，口语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具有个人特点。2011年两会期间，王岐山参加山东代表团讨论，有代表反映食品安全问题，王岐山连称“惭愧”“不好意思”。他回忆起年轻时吃不饱，“现在刚吃饱，就出现了食品安全问题”“好东西多了，吃起来却有点不放心”“越白的面还越不踏实”。用了这么多的口头语言，其效果就不仅仅是有个人化的情感色彩，而且有普通人的个性，缩短了人与人的心理距离。其重要性就不仅仅是语言的运用，更是群众路线的落实。

　　口语交流能力，不但关系到干部与群众的关系，而且关系到国民的基本素养。目前的语文教育在这方面是很落伍的。许多专业人士对此还缺乏起码的研究。青少年缺乏口语交际训练，国民素养在此方面长期薄弱。而许多国家对这方面却很重视，口头交际在理论上已经形成独立的学科，国外的大学有演讲系，有演讲博士，有演讲教授，口头交际和写作一样是必修课程，即便是在中学，也有公共演讲课程。相比起来，我们在理论上还处于空白状态。《语文课程标准》中三足鼎立的文本阅读、写作和口语交际，在实践中，口头交际这一足却几近残废。此等残废状态国人视而不见，不能不令人忧虑。（孙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