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天津９月１１日电（记者王希  刘景洋  刘林）“遇到有利益的事，许多部门都来管。碰到麻烦事，很多部门就开始踢皮球。”“‘权力’瘦身是政府‘自我割肉’，如何防止简政放权重量不重质？”“地方政府能承接好下放的审批权和监管责任吗？会不会心有余而力不足？”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八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致辞中用“三张清单”——“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详细解释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发展思路，有力回应了外界关切。

　　以法定责任治权力缺位

　　本届政府把简政放权作为“先手棋”。一年多以来，国务院已先后取消和下放７批共６３２项行政审批等事项。５年任务两年完成，改革决心之坚定、力度之强劲前所未有。但一些部门“会批不会管”，“对审批迷恋、对监管迷茫”的问题依然存在。

　　“遇到困难时，有关部门说这属于经营问题你们自己去解决，当遇到一些有利益的事情，他们就把手伸得很长。”珠海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在达沃斯论坛年会上的发言，直指时下一些部门“见矛盾就让，见利益就上”。

　　“放权”并非“放任”，“简政”不是“减政”。李克强总理在致辞中提出，在“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之后，还要拿出“责任清单”，政府该怎么管市场，“法定责任必须为”，以建立和维护诚信经营、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动力，鼓励创新创造。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认为，取消下放行政审批权，并不意味着政府部门没有事情做了，而是提出了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更高要求。反垄断、反商业腐败、打击侵权假冒等都是政府维护市场秩序的基本责任。有的干部并非故意不作为，而是面对新形势出现了“能力恐慌”，“责任清单”十分必要。

　　经济学家常修泽表示，“责任清单”对当前存在的三种倾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一是权力被削弱后无所事事；二是对市场作用有误解，认为政府“无形的手”可有可无；三是对改革、反腐等有抵触情绪，消极怠工。“这些新问题需要建立责任制来解决。”

　　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

　　“负面清单”被公众所熟知是在２０１３年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而后，上海自贸区探索“负面清单”管理，仅限定企业“不能做什么”，体现放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

　　有业内人士比喻，“三张清单”相当于先给企业松绑，再捆住政府乱作为的手，待明确政府责任后，则研究如何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确立政府与市场的新关系、新秩序。

　　王小广说，“三张清单”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应运而生，体现制度建设过程和问题导向，彼此之间是不断发展的关系。三者都紧紧围绕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任务，有利于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

　　在常修泽看来，“三张清单”三位一体，具有清晰的改革逻辑。“负面清单”从经济改革切入，瞄准政府与市场关系，打破许可制，扩大了企业创新空间。“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从行政体制改革切入，瞄准规范政府权力，做出明细界定，是自上而下的削权。

　　“提出‘责任清单’，使责任与权力对称，符合行政体制改革本身的理论逻辑。”常修泽说，权力和责任是一个行政结构的缺一不可的两个支柱，“责任清单”与“权力清单”互相制约，防止责权失衡。

　　以法治精神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

　　从提出简政放权，到拿出“权力清单”“负面清单”，再到“责任清单”，尽管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很大，但中国改革的信号丝毫没有减弱：

　　８月１９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再取消和下放８７项“含金量”高的审批事项；１０月１日《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将正式施行，这标志着我国加强对企业的事中事后监管又进一步。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分析指出，“三张清单”从限制权力、拓宽创新活力，到明确各自主体责任，一环扣一环，将为创业、创新营造良好空间，形成良好氛围。

　　然而，有专家指出，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管理方式有着巨大惯性，加之现实利益驱动，治理能力和法治理念有待提升，都决定了下一步改革任务仍相当艰巨。

　　王小广认为，对于一些政府部门的“心理不适”或权力依赖，下一步要在听取社会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行政审批事项的取消和下放，逼着这些部门去承担新责任。对于监管能力不足的，则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对外学习借鉴。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张春晓表示，“责任清单”增强了政府行政透明度，更加便于外界监督。清单一亮，是否尽职、有没有完成承诺一目了然，政府部门就有了压力，将来可以再以此建立起评估体系、绩效考核甚至是问责机制，促使政府当好市场秩序的“裁判员”和改革创新的“守护者”。

　　“改革越往后越涉及核心权力，推进起来就越难。”参加论坛的《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何振红说，要想让“三张清单”真正落地，要认真研究市场发展规律，树立法治理念、建设法治政府。“坚守法治、敬畏法律，才能为真正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