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主题，是近期海内外舆论目光聚焦的核心。“依法治国”最大的“升级”就是把之前常见的“法律体系”变成了“法治体系”。

　　法律体系是静态的文本，法治体系则是动态的法的实现过程。要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就必须让静态的法律从文本走进国民内心，并指导具体行为。如公报中所言，“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

　　法学界有两句名言。一句是伯尔曼说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另一句是卢梭说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将法律信仰视为依法治国的基石，一点也不为过。

　　从1986年起就开始了全国性的普法教育活动，到今年已是“六五普法”的第四个年头。从“送法下乡”“送法进学校”“送法进企业”，再到“送法进机关”，法制宣传教育效果可称明显。但客观而论，这种普法的成果离“全民守法”还有相当的距离。

　　过去，民间对中国的法治现状有这样的调侃，“三个基本法：领导的看法、领导的想法、领导的说法；三个司法原则：大案讲政治、中案讲影响、小案讲法律；三个法治状况：严格立法、普遍违法、选择性执法”。尤其对于一些权益受到侵害的民众而言，“信法不如信访，信访不如信网”几乎成了超越法律之上的“规则信仰”。当执法不严、司法不公阻碍于公平正义面前时，当法律武器难以帮助公众排除维权障碍时，从法外寻求救济乃至激进措施就很容易发生。

　　另一方面，法律信仰的培育，还得着眼于公民合法权益的维护，让所有人都能从“听得懂的良法”和“看得见的公正”中，去获得对守法的内心遵从。立法要科学，执法要严格，司法要公正，权力运行要在法律划定的轨道之内。

　　十八届四中全会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基础上，进一步要求了“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只有“科学立法”，才能“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并最终实现“全民守法”。在“民以吏为师”的传统仍然根深蒂固的当下，立法者、执法者和司法者为法所治、受法制约，并能做到依法而为，就是对全民最好的普法。这也是当下最重要的法律信仰培育。（王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