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向阳下乡记》创作和播出的成功，是当前国产农村现实题材喜剧创作的一个可喜突破。现实题材的喜剧不好拍：就题材而言，现实题材应当抓住社会发展中的热点话题，讴歌时代前进的先进人物和主流价值观；而就喜剧而言，最深刻的喜剧则是以表现时代前进中阻碍前进步伐的思想和做法必然可笑地失败为主要内容。所以，现实题材要达到真正的喜剧效果，十分困难。在这方面，《马向阳下乡记》做出了非常可贵的努力。

　　《马向阳下乡记》力求以轻喜剧的美学风格去展现农村现实，没有无厘头，没有低级趣味，不靠恶搞，不靠巧合，特别是不靠拿人物的生理缺陷开玩笑来取得喜剧效果，而是靠硬碰硬的喜剧功夫。编剧和导演本着对创作的真诚态度，深入生活，实地考察，发现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相对落后的农村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那些真实的喜剧因素，将它们加工概括。偏远落后的农村和整个中国现代化趋势的反差为创作提供了很多有用的素材。由于物质生产水平落后，农村文化中残留着一些消极因素，诸如闭塞所导致的落后习惯和性格想法，都阻挠着现代化的进程。但时代在前进，又决定了坚守旧的做法、旧的习惯，最后必然要以可笑的失败为结局。剧中的李云芳一直支持马向阳的工作，但一说要搞超市，要拆她的小卖部，她就反弹了，这是由其文化水平和自身经历所决定的。村会计梁守业没有什么本事，不能走出去，没有更高的眼界去开阔自我，认识世界，加上刘世荣给他的影响，别说带领村民致富，他所想到的只能是把钱往自家划拉。如果主创团队没有跑那么多地方，没有采访过60多个“第一书记”，这些事例都是无法凭空概括出来的。可见，生活的真实没有办法去臆造，只能从真实的生活中发现。

　　《马向阳下乡记》的另一个成功之处，在于该剧对喜剧人格或者说喜剧性格和冲突的发现。作为一个下乡的城里干部，马向阳工作上不能说不尽职尽责，但他活得很从容，总是以“玩”的态度去对待很多事情。他的这种身份和性格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巨大的叙事张力。大槐树村贫困落后的现状和他自身担负的任务，都挑战着他“玩”的心态，挑战着他的认知和一腔热血。他本想在大槐树村凑和一年，但作为一个要强、真诚、以善心对人的人，一旦融入村里的工作，他便会把全部的本事使出来，想尽办法造福村子，最后竟然歪打正着变成了一位成功的“第一书记”，一个有为的男人。马向阳的喜剧性格和他所处的喜剧环境结合，就产生了饶有趣味的喜剧效果。

　　剧中另一个主要人物是“二叔”刘世荣。故事的主要矛盾冲突从头到尾都是围绕马向阳跟刘世荣展开的。剧中，刘世荣仗着自己村中“大姓”族长的地位，妄图操控党支部，村民大会，甚至选举。但是他碰到了“先进”的马向阳，最终必然以可笑的结局来结束自己的过去。从时代前进的意义上讲，马向阳和刘世荣最终都完成了蜕变。而现实生活中，人们也必然要在某一天笑着和自己的历史道别。既有对忠于生活的喜剧元素的发现和提炼，人物性格和矛盾冲突又同样源自于生活的真实，《马向阳下乡记》着实跳出了以往农村现实题材喜剧的创作理念和模式，为今后现实题材喜剧的创作提供了新鲜经验。

　　《马向阳下乡记》不仅仅是深入生活肌理，展现时代风貌，更触及到了社会的深层矛盾。如在土地流转政策的推行过程中，黑心商贾的欺诈、农村残留的陈腐家族统治思想，都阻碍着政策的顺利实施。一如剧中所表现的，大槐树村第一次集体土地流转时上当受骗，承包商没给一分钱就跑了，村主任只得亦追亦逃地在外面待了一年，使刘世荣借机在村里重新操起了旧的家族统治思想。在轻喜剧风格电视剧中触及如此深刻的矛盾，并不多见，这充分体现了创作者敢于直面现实矛盾的勇气，体现了其对生活和艺术的真诚。总体上来说，关于艺术作品如何在对时代采取肯定和歌颂态度、讴歌主流价值观的同时，深度探讨现实矛盾问题，《马向阳下乡记》做出了良好的尝试，提供了先进的经验，更为所有艺术工作者留下了继续前进的空间。（李准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