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全国多个地方发生过出租车停运。分析原因，多与“份子钱”过高以及“黑车”泛滥有关。但是，2015年初，出租车停运开始增加了新的原因，网络打车软件公司推出的“专车”与传统“的士”的生意竞争逐渐上升为重要矛盾。

　　联系去年关于网络金融的争论，以及私人隐私泄露事件频发，可以得出判断：随着移动网络的普及，互联网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与重塑，开始进入集中爆发期。而我们对网络社会新常态的到来，不论是在制度规范上，还是在心理准备上，甚至在思维方式上，却似乎尚未做好充分准备。

　　制度是用来规范与建构人们的行为与秩序的，制度能够切实起作用，一方面需要有明确规范与现实制约，另一方面还需要人们的充分认同与积极践行。然而，制度生成与发展，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在既有制度基础上，根据新的发展不断创新与调整。

　　当今世界绝大部分的国家内制度与国家间规则，都是伴随着现代工业社会以来的发展而形成的，这些制度与规则，体现了现代工业社会条件下的交往方式、行为逻辑和社会结构。经过博弈、确定与实行，不论是制度规范或执行力量，还是人们心理认同或践行意愿，都已经趋于稳定和适应。

　　然而，互联网的出现，特别是网络社会逐步生成之后，不仅出现了网络虚拟空间，拓展了空间内涵，而且还打破了工业化条件下的组织方式与交往方式，乃至社会结构。秩序建构的空间、逻辑与手段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就意味着，在工业化条件下形成的制度与规范，需要自问如何适应网络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曾经历了两场巨大社会变革，一场是市场经济建立所带来的，基于制度变迁引起的社会结构转型，另一场是网络社会生成所带来的，基于技术革命引起的社会结构转型。两场变革时间上存在先后，但在影响过程上却产生着重叠。在制度创新上，我们首先围绕着如何适应市场经济而展开，也具有一些可借鉴的范本。而对于迅猛发展的网络社会，中国与世界却基本上是处于同步，我们并无像适应市场经济那样的参照，只能是在实践中，通过探索生成相适应的制度与规范。

　　西方发达国家是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基础上应对网络社会挑战，因此可以遵循相对单一逻辑予以回应。中国却面临着市场经济深化与网络社会生成双重转型的叠加冲击。就如出租车市场，本身尚未完成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改造，却直接遭遇技术革新的新命题，老行业竞争不充分、出租车司机转型、新行业缺乏认定、客人权益需保护等问题交织缠绕。这凸显出旧规范与新发展的冲突，或者新发展无规范可约束。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强调过，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上需要下更大气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制度建构，无论是认同建构，还是形式与内容创设，都需要超越固有的单一程式，遵循复合逻辑的路径，以同时应对双重转型的要求。既要保证创新空间不受挤压以促进新的形态生成，又要协调多方利益以建构现实秩序。要想准确拿捏其中分寸，各级干部、各方面管理者都需要如中央领导要求的那样，尽快提高工作本领，用新思维和新智慧构建新型治理模式。（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郑长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