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兼中华教育改进社理事春桃的一封来信

    导读：都说中国的教育出了问题，我认为，最主要的问题就出在这种以灌输为手段，以应试为中心，以扼杀青少年的思维和创造潜能为后果的应试教育上。

    当然，教育改革是一个宏大而又复杂的课题，它涉及方方面面，这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也不能坐等教育改革春天的到来，因为我们的孩子是等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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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版的编辑们，你们好：

　　今天之所以给你们写信，是因为前些日子我到北京通州的特需少年研究中心采访，意外地得知我国中小学生中不能完成学业或完成学业困难，处于严重厌学或辍学的孩子就占总数的10%~20%，人数在2000万~4000万，这是一组非常可怕的数字！这些身体健康却有心灵伤痛、心灵贫困的孩子，一旦走进社会，都将可能成为不安定因素。采访回来后，我的心情一直有些沉重，我在想，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孩子走向厌学？毫无疑问，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就有家长和社会甚至是孩子本身的问题。今天我想说的是，我们现行的教育该负多大的责任？而直接面对学生的学校与老师又该承担多大的责任？

　　对于一个从事教育工作的老师来说，他教过的学生少则几百，多则几千，10%~20%这个数字也许还并不触目惊心；可对现在大多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来说，孩子走到了这一步却是毁灭性的打击。

　　不幸的是，我就是一位这样的家长。我知道贵报是面向知识分子的，尤其是不少读者还是学校的老师，因此，特别希望能借助这一平台，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作为家长和作家的我在这方面的经历和感受。

　　2005年秋天，我和我先生陈桂棣因为写了《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书中曾写到了安徽一些官员对不起农民的事，从此就常受到不明身份人的骚扰，合肥的家也一度被砸，迫于无奈，我不得不带着儿子小明南下，回到我的娘家赣西煤城——萍乡市。此时，小明已经到了上小学的年龄。

　　小明上的第一所学校是离家最近的东X小学，那是一所普通学校。很快我就发现，这所学校的很多老师迷恋打麻将，根本不把心思放在教学上，而学生的负担又很重，六岁的小明经常做作业要做到晚上10点也还不能睡觉，这让我苦恼不已。不过，那时候我想得还很简单，以为仅仅是这一所学校的问题。联想到历史上孟母为了孟子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而三次搬迁的故事，我决定效仿，于是也搬了一次家，在小明上到二年级的时候我把他转到了北X小学，那是一所口碑较好的学校。

　　谁知，转到了新学校的小明，作业的数量非但未减，反而还出现了新的问题：因为上课讲小话经常被老师罚坐在垃圾桶旁边，加上学校又是建在一处山坡上，没有一个像样的操场，小明缺乏锻炼，不但变得肥胖，不到两年甚至出现了驼背。书没念好，却变驼背了，这可不是小事啊！我很焦急，于是，在没有征得小明同意的情况下，再次效仿孟母，将他转到了市里的王牌学校——××附小。

　　噩梦却也从此开始，想不到重点学校会是问题的重点。

　　在这所万人瞩目的市重点小学里，作业负担可谓重于泰山。那都是一些重复性的抄写和运算，仅仅一本语文辅导教材《一点通》，一个学期下来你就得抄上三遍；老师平时很少布置作文，而一旦临近考试，却又是一天一篇作文，而这些作业和作文，老师又是很少批改的。并且，那里没有任何民主可言，学生必须绝对服从老师，老师不仅会随意打骂学生，而且还变着花样体罚学生。如果哪个学生的课桌里有几张废纸，桌子就会被搬走，第二天上课他就只能在腿上写字；如果哪个学生放学后忘了把凳子扣在课桌上，他的凳子就会被搬走，整整一天他也只能蹲在地上听课。明知老师对自己的孩子进行了羞辱，家长们却敢怒不敢言，生怕遭到老师对孩子更严厉的报复。

　　小明不但桌子凳子被搬过，被老师骂过“畜生”，刚转到这个学校不到两个月就被老师打了。那天中午，他从教室的后门往外跑，撞倒了正朝教室里跑的同学小俊，小俊没站稳，头磕到了门上，破了皮，出了一点儿血，老师把小明喊到走廊上，不问青红皂白，伸手就是五六巴掌！班主任还别出心裁地按照自己的好恶将学生划分成“好生”与“差生”，让“好生”坐在教室中间，“差生”坐在靠墙靠窗的边上，小明的各科成绩并不差，也被安排与“差生”坐在一起。这种践踏人格和尊严的做法，对小明的打击很大。被贴上“差生”标签的孩子，成天就生活在同学歧视的目光中，生活在可怕的心理暗示之下，不但严重挫伤了他们对学习的兴趣，而且对他们的性格与心智的影响也是无法估量的。可是让我不可思议的是，这样一位班主任居然被评为学校的优秀教师。

　　小明本来是一个活泼开朗，喜欢看书的孩子，特别喜欢语文，小学一年级便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但到了附小以后，他却厌恶起语文，甚至再也写不好作文，最后竟变得十分厌学。眼看着他一天天在滑落，我却无能为力，也只有以泪洗面，几近崩溃。

　　为了拯救儿子，在他小学毕业后，我又一次效仿孟母，举家北上，带他到教育资源最丰富的北京求学，可是，没有北京户口就只能进民办中学，处境依然尴尬。

　　因为儿子有了这种惨痛的求学经历，我才深切地感受到那句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并非耸人听闻，这引起我的深思，并生发出写一部中国教育调查的想法，后来完成了一部30万字的纪实文学《南下北上求学记》。

　　都说中国的教育出了问题，我认为，最主要的问题就出在这种以灌输为手段，以应试为中心，以扼杀青少年的思维和创造潜能为后果的应试教育上。这样的教育理念与制度，人们已诅咒多年了，可它就像如来佛的掌心，让你无处可逃。我们带着孩子走南闯北，无非是要寻找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但，寻找的过程，竟是一个适得其反的过程。我发现，古代版与现代版的“孟母三迁”有一个根本的不同，是社会历史的环境的不同。在古代，没有一个连接紧密的社会网络，地区的社会差异性很大，缺点是一个好的社会元素难以普及，也带来了另一个特征：不利的社会元素还有疏漏的空间，即所谓“山高皇帝远”就是这种特征的反映。古代的“孟母三迁”，还有更换教育环境的较大可能，而现在应试教育从制度到观念，其强大的覆盖性、强制性，是难以抗御的。尽管，会由于教育资源多寡优劣的地区差异，由于教育从业者个人素养的差异，可以在程度上减轻应试教育的影响力，但从根本上的改变却很难。

　　当然，教育改革是一个宏大而又复杂的课题，它涉及方方面面，这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也不能坐等教育改革春天的到来，因为我们的孩子是等不起的。

　　着手《南下北上求学记》调查采访的时候，我们接触到了大量的家长，让我们意外的是，很多家长反映的其实还并不完全是教育体制上的问题，他们认为“人”的问题更为重要。这个“人”，就是我们书中写到的以小明的班主任为代表的一些“无良”教师。过去，我们通常把人民教师称之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严峻的事实是，我们的许多老师已经没有了爱心，他们只是培养人的“工程师”却不见了“灵魂”。大家都希望我们的老师不要只把眼睛盯在孩子们的分数上，要注重素质的教育，问题是我们有不少老师本身的素质就成了问题。他们可以一点不去顾及孩子们的感受，不顾这种体罚和羞辱将会使得孩子们的人格、性格和自尊心受到扭曲。今天老师仰仗自己的权力随心所欲地打骂孩子，无端地惩戒孩子，这对尚未涉世的孩子无异是在实施一种暴力。试想，当这些孩子长大成人，也有了一定的权力的时候，他们将会怎样对待别人，对待社会？

　　人在阴影里待久了，便成了阴影的一部分。如果孩子们学会的只是强权、暴戾、非理性以及自我心中的怨怒，那么将来，他们步入社会以后丧失的就是一个人最需要的自信、包容和博爱的能力。

　　教师队伍的入口如何把关，不合格的教师如何退出？显然，我们的制度都有，规章都有，可是“开房”校长还是有，禽兽教师还是有，骂学生是“畜生”的老师甚至可以被评为优秀教师。他们是怎么进入校园的？为什么不能被及早发现？这可能就不是一个教育体制改革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更复杂更深层次的问题了！

　　值得庆幸的是中央已经发现当下师德滑坡的严重程度，在《国务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和《教育部关于建立健全中小学生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相继出台后，去年又将《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上网征求公众意见。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解决的“若干重大问题”中，就有“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这让我们充满了期待，我们希望不久的将来，每一个走进校园的孩子，是学生而不再仅仅是考生，学校的教育也不再会成为痛苦的回忆；我们的孩子将不再面临大人世界才有的等级制度和残酷的竞争，他们一定会像孩子一样，快乐而健康地慢慢长大。

　　春桃     

　　2015年1月9日

　　（注：信文作者系作家、中华教育改进社理事 春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