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从法治视角梳理了2014年互联网治理，从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到十八届四中全会对网络空间法治化作出部署，再到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开展专项行动，网络与法治正在发生越来越密切的联系。与此同时，来自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远程视频接访的信息，则提示我们，司法正在借助网络资源开辟出正义实现的“另一个战场”。两则猛一看关系不大的新闻，实则暗含着网络与正义互联互通的内蕴。

　　互联网治理反映一个国家的治理现代化水平。网络开放了公共舆论的多元化表达，也伴随着泥沙俱下。如何防止自由、畅快的互联网沦为“丛林社会”？又如何让互联网思维开辟正义新的实现道路？以往，一些地方更多倾向于通过行政手段，对网络舆论强制干预。其结果往往是与部分网民打“游击战”，阵地不断变换，但治理效果并不好。经过这些年的积极探索，在放任与严控之间几经波折，在抗拒与应对之间几番转身，我们对网络的规制与利用，正在走向理性、成熟、规范。

　　互联网治理只有走法治化道路，才能寻求网络信息自由与公共利益的平衡。而法治化的要义首先在于，治理者的权力必须有法律根据并合乎理性，依法为权力划界确保了网民的权利与自由。一位哲学家说过，“不为法律所承认的权力较之法律授予的更大权力还要危险……法定的权力，即使很大，总是有限度的。这就限制了享权之人的奢望。”以这样的视野观察，真正担忧的不是应不应该治理网络，而是如何从法律上界定治理者的权力。当我们讨论2015年“法”“网”融合时，关注的重心无疑也离不开立法。从网络安全到电子商务，从网络空间未成年人保护到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每一项立法都需要重点厘清权力的边界，规则的塑造本身也预示着网络治理的法治化取向，正义需要不断延伸至网络世界。

　　对待网络这把双刃剑，如果说法治化治理重在“止恶”；那么公权力机关尤其是政法机关借助网络平台，积极推进正义事业，则当属“扬善”了。这些年政法机关对待网络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历经了由被动应付到主动回应再到积极建构的深刻转变，尤其2014年，主流话语呈现出强大的议程设置能力，人们惊呼“反腐舆情进入官方主导模式”。

　　实践证明，利用好网络，有利于让正义的事业获得新的活力。事实上，自2014年5月30日最高法开通远程视频接访系统以来，越来越多的当事人选择了这种申诉方式，截至2014年底，已预约排期6000余件，完成接谈3000余件。一根网线、一台电脑，或许就能改变“进京大军”的上访格局，信息技术带给未来司法正义的实现空间，虽然才刚刚开始，但可以预言，这种新型的网络信访，有助于终结“信访不信法”“信网不信法”的现象，真正实现“信网”“信访”与“信法”的统一。

　　回顾一年来的缤纷“网事”，中国互联网从来没有像如今这样与法治息息相关。让正义不断向网络延伸，经由网络空间我们也能找到正义的归属；让网络与正义互通互联，在正义的事业中我们更能发现网络技术的正能量。（傅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