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嘉靖三年冬十月朔，无极知县阙里郭允礼节之书。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官箴公廉碑，现存河北省无极县勤廉文化中心。公廉碑作者郭允礼，山东曲阜人，进士出身，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任无极知县，为官清廉，大力剪除贪腐衙役，惩治地痞恶霸，深受百姓爱戴。嘉靖三年（1524年）书36字居官座右铭，刻石镶在县衙，引为自警。据考，此碑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公廉碑。

　　史料记载，公廉学说最早是由曹端提出来的。《明史曹端列传》载，曹端（1376—1434），学宗朱熹，务重实践，被推为明初理学之冠。据清道光五年（1825年）《霍州志》记载，知府郭晟曾向曹端请教为政之道，端曰：“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欺。公，则民不敢犯。”郭晟深服其教。“公生明，廉生威”这一明清官吏引以自戒的座右铭则是明朝山东巡抚年富（1395—1464）最早提出。年富为官清正廉明，刚直不阿，在曹端公廉说基础上，增加了“公生明，廉生威”六个字，并刻石警示官员。此后400多年间，泰安知州顾景祥、无极知县郭允礼、浙江巡抚颜检、长安县令张聪贤等相继书刻。

　　何为公廉，就是公正清廉。公指公正、正直，不偏私；廉指清廉，是为“吏之本也”。公廉说言简而意深，成为明清两代居官的箴规，对考核官员德政产生过积极影响。无极县的公廉碑，系统而明确地提出了“公生明，廉生威”，成为对公廉最为后世称道的经典阐释。

　　公廉碑首先谈到如何以廉御吏，保持廉洁的从政之道。汉代以前，“吏”是百官之通称，汉时将俸禄400石以下低级别官员称作“吏”，汉以后，吏指没有品级的官员或吏卒。明清时期，吏不再属于官的范畴。以县衙为例，知县、县丞、主簿、典史、训导、教谕等为官，主要负责管理钱粮、户籍、征税、巡捕、河防等。他们人数不多，主要从外地调入，食俸禄，能升迁，正俸之外有恩俸、养廉、津贴等。而管理牢狱、仓库、杂务、文书、档案等各种卒吏为数不少，这些差事多由当地人充任。这些人一无品级，二无俸禄，且升迁无望，固此往往饱食终日，混迹衙门。因此，如何管理这些吏是地方官员的重要职责，而自身廉洁、率先垂范就显得很重要了，“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廉，则吏不敢慢”。

　　其次，公廉碑谈到如何“以公服民”，以史为鉴，当知民心可畏。只有“以公服民”，才能赢得百姓的信任和拥戴。古人云：“得民心者得天下”，“国以民为本，君以民为本，吏以民为本”，“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民心所归，大事可成，民心所离，立见灭亡。国之兴亡，常系民心，治国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要，在于察其疾苦。为官者，事事处处出于公心，勤谨清正，整肃贪腐，自会得到百姓的称颂和爱戴。廉洁则政兴，腐败则政息。“公”是德行，“廉”是根本，二者不可或缺。“从官贵恭慎，立身贵廉明”，处理事务，一切为公，不偏不倚，百姓才能心悦诚服。所以，“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欺”。

　　公正廉明，是中国共产党立党执政的崇高追求，是我们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必然要求。“惟公则生明，惟廉则生威”，只有公平才会产生清明，只有廉洁才会产生权威。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提出“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邓小平同志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习总书记阐述的“为政清廉，秉公用权”，深刻揭示了廉政与民心的关系，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不想腐的教育警示机制。

　　公廉碑字字警策，句句药石，通篇聚焦着公与廉，彰显着正能量。它是一篇劝善尚德、扶正祛邪的檄文，也是一篇依法治行与依德治心并重的好教材。（权辉 中共无极县委常委、纪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