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一向是重视创新的，所以才有了汉唐盛世和发达的文明。只是到了近代，一个半世纪以来，我们英雄气短，自愧弗如，几乎一切都在仰仗着西方。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固有的创新精神有待唤醒、激励和扶持。要静下心来思考如何打破常规，在体制机制和观念上进行创新。

　　而在思考、研究、试验和适应的过程中，总需要有一个立足点，我认为，这个“点”就是我们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正在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全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主要靠经济要素投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必须转向创新驱动。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在战术上要高度重视和防范各种风险，早做谋划，未雨绸缪，及时采取措施尽可能减少负面的影响。当前的主动转型和调整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性、长时间的决策，因此我们要彻底打消暂时对付难关、忍一忍的心态。

　　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这是我们民族的宝贵经验在经济领域里的运用。战略上藐视，由何而来？由自信而来。这种自信又由何而来？由对我们所走的道路、所秉持的理论和所建立的制度的自信而来。在这三个自信背后，最根本的则是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因为那三个“自信”，都根植于民族历久长新文化的基础上，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特征，最终都体现于对价值的判断。

　　任何事物都有多重的价值，至少可以分为经济、社会、审美和伦理等几种价值。这里所说的价值判断主要是指伦理道德的价值。中华文化自古以人为本，把人看成宇宙间种种复杂关系的交集点，把处理好这些关系作为第一要务，处理的原则是“和”，是“中”，不走极端，合作共赢。社会中的个体对他人的态度则应该是仁、义、诚、敬。

　　针对当前社会的情况有3个选项可以选择：其一完全靠法，这样法律和程序会越来越繁杂，永无止境，于是国家掉进“法律陷阱”；其二是完全依德，事实证明这也不能制止社会上所有违法的行为；最后一个选项是修德，再以法律为人行为的底线，换言之，依德依法二者综合互补。这样，民族的创造力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与提升。（许嘉璐，摘编自3月23日《北京日报》，原题为：《民族文化特征最终表现为价值判断》，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