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年轻中国游客不再是“会走路的相机”“会走路的钱包”,而是越来越有“国际范儿”。他们正努力变“土豪”为“绅士”“淑女”,变“任性”为知性,变“大老粗”为有教养的背包客

　　十年前,我在布鲁塞尔见到第一个持中国护照的欧洲议员助理盖琳时,这位“80后”小伙子还有些害羞生涩。当时,他一直为议会里那些不理解中国的谩骂声愤愤不平。如今的盖琳,身兼欧洲议会欧中友好小组和欧中友好协会秘书长,在欧盟机构和布鲁塞尔把推介中国的活动搞得风生水起,得到越来越多的议员和主流社会的认同。由于成绩卓著,他还“破格转正”成为第一个中国籍的欧盟公务员。

　　盖琳可谓在海外学习、又留在海外发展的中国青年的一个缩影。说起来,很多中国青年在融入当地社会方面大都经历了两个阶段:首先是了解国外当地的文化、历史、价值观、思维模式、做事方式、政体、制度等因素——随着外语在国内的普及和互联网的发展,许多年轻人在国内就开始了这一过程。其次,进入当地社会后,主动从书本到实践,实现真正融入,让当地人接受,成为他们的一部分。

　　当年我常驻欧洲时注意到,一些中国学子往往从宗教入手,看圣经,到教堂去做礼拜,了解欧洲人的价值观。他们主动与当地人聊宗教,谈对基督教的理解。继而与欧洲人谈一些关于中国的文化,讲中国神话,比如结合佛教给欧洲朋友们讲《西游记》的故事。

　　这还不是高级阶段,用盖琳的话说:“这些可能让他们会喜欢你,但不足以让他们拥护你。”盖琳在微信中对我说,当他被欧洲人接受以后,就要开始表现一些独特的自我,这可以是一点儿中国元素,让西方人觉得你特别。“他们喜欢与和他们相似但又与众不同的人交朋友,他们会觉得,和你在一起能开眼界,学到东西。”

　　拿盖琳本人来说,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他几乎每个工作日都在欧洲议会举行“政策诠释会”,向关心中国的欧盟议员、官员和雇员们解读政府工作报告内容,解读各种发布会透露出的信息,告诉他们哪些政策可以与欧盟对接,对欧洲投资人有哪些机会。这完全是“义务劳动”,但效果却很好,广受欢迎。这就是盖琳给当地机构和当地人带来的“中国元素”,他自己也顺理成章成为欧盟机构有名的“中国通”。

　　常驻过海外的人都知道,老一辈在海外生活的中国人喜欢在中国人圈子里打转,喜欢通过与当地的华人华侨社团加强联系的途径来参与欧洲的社会活动。但如今,年轻一辈更愿意直接与当地人接触和交流,以便融入当地社会。一个标志是,年轻的华侨华人开始参政议政甚至直接参与选举。我在比利时的时候,就有几个年轻华人开始尝试参加地方选举。比如,19岁的旅英青年华人张敬龙,就是首位参加欧洲议会大选的华人。

　　至于那些临时出国的中国游客,这几年海内外舆论对他们的不文明行为颇有诟病。其实,经过仔细观察便不难发现:游客越年轻,其不文明行为越少。究其因,中国年轻的一代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对国外都或多或少有所了解,其思维、行为方式已经很国际化,也比较容易接受国外的习俗,遵守国外的规章制度。

　　这几年,有不少年轻人向我咨询赴欧自助游的经验,他们对旅游线路选择、风土人情、文化内涵、注意事项等各个方面了解得特别详细。他们追求“独特”,有的甚至不愿意到热门景点凑热闹。我这几年到海外出差,经常能在偏僻之地遇到年轻的中国背包客,他们往往对一些不为人知的风俗文化也能如数家珍。

　　总而言之,越来越多的年轻中国游客不再是“会走路的相机”“会走路的钱包”,而是越来越有“国际范儿”。他们正努力变“土豪”为“绅士”“淑女”,变“任性”为知性,变“大老粗”为有教养的背包客。可以说,中国年轻一代正在海外悄然构筑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新风景线。而这些年轻人的良好表现,无疑有助于更好地塑造中国新形象。（吴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