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熊元义、王文革和李明军主编的《当代文艺理论家如是说》今年年初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这部专著基本上囊括了活跃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的中老年文艺理论家，探讨了当代文艺理论发展的基本问题和前沿问题，充分显示了当代文艺理论家的理论魅力和思想锋芒。

　　这是一部很有理论价值的对话集。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家是敢于理论创新的。钱中文提出了文艺的“新理性精神”，认为新理性精神是一种以现代性为指导，以新的人文精神为内涵与核心，以交往对话精神确立人与人的新的相互关系并实现它们；建立新的思维方式，即提倡一种可以去蔽的、历史的整体性观念。这是以我为主、兼容并包、开放的实践理性，是一种文化、文学艺术的价值观。孙绍振提出了文学文本解读学，认为文学文本解读学和文艺理论虽不无息息相通，但是又遥遥相对。文学理论是无力解读文学文本的，文学理论从哲学美学中独立出来，通向独立的文学文本解读学。文学文本解读学不像文学理论那样满足于理论的概括，而是在具体个案分析，特别是在微观分析的基础上建构解读理论，再回到个案中，对文本进行深层的分析，从而拓展衍生解读理论。王先霈提出了圆形批评，认为每一个文化发展、文学艺术发展比较好的时代，文学批评家们的学术个性总是多种多样的，而不会是单一的。在一个时代，一个批评家、一个批评学派，只是这个时代文学批评圆圈上的一个点，或者一段很短的切线、一段弧，众多的批评家、批评学派共同构成一个圆圈，在差异和对立中互补。何镇邦提出建立科学的批评体系，“应该通过批评学的学科建设和专业培训提高批评队伍素质，使批评家有文学批评的自觉。但是并不是说搞了这个文学批评的学科就是万能的，就可以把文学批评的现状改变过来，也不是这样的。还要靠制度、思想等等各方面的改进相结合，社会也应该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给批评界创造一个比较宽松的空间，不要给批评者太多的限制，真正让文学批评的生态更加健康。”

　　这也是一部很有思想价值的对话集。对话集中的这些文艺理论家勇于批判，显现出灼人的思想光芒。仲呈祥尖锐地批判了当代文艺创作“过度娱乐化”的不良倾向，认为一些作品从过去一度盛行的“高大全”式的伪浪漫主义形象塑造的极端，跑到“好人不好、坏人不坏”的“无是无非”“非英雄化”的极端；从过去一度对传统经典敬若神明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僵化极端，跑到专门逆向解构、颠覆传统经典以吸引眼球寻求“娱乐”的极端，有悖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熊元义批判了中国当代文艺界日益严重的鄙俗气，认为这种鄙俗气主要表现为：有些文艺理论家尤其是文艺理论史家不是把握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在这个基础上公正地评价文艺理论家的理论贡献，而是以个人关系的亲疏远近代替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种鄙俗气严重地制约了这些文艺理论家真实地把握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发展。当代文艺理论家在尖锐批判一些不良文化艺术现象的同时还勇于自我批判。李希凡、鲁枢元和陈众议这些文艺理论家并不讳言自己的不足和失误，而是在自我批判中追求真理。这种批判和自我批判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中国文艺理论争鸣的开展。在文艺理论与文艺创作的关系上，孙绍振认为，文学理论的生命来自文学创作和阅读实践，文学理论谱系不过是把这种运动升华为理性话语的阶梯，此阶梯永无终点。“文学理论对事实（实践过程）的普遍概括，其内涵不能穷尽实践的全部属性。与实践过程相比，文学理论是贫乏、不完全的，因而理论并不能自我证明，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准则。”陈众议看到了文艺批评家只是关注文艺现象的后果，认为文艺批评家“不能把精力过多地投入到各种泡沫式的文艺现象和追尾式的跟风上，但又不能对时代的文艺现象熟视无睹、置若罔闻。如果只是跟着现象走，最后就会被层出不穷的现象所淹没。”因而，陈众议认为文艺批评家“关注文艺现象，却并不被现象牵着鼻子走，不能把‘存在即合理’带入文艺批评、为现象当吹鼓手，从而忽略民族、时代对文艺的本质诉求。”在文艺的审美超越上，王元骧不仅认为文艺作品是作家艺术家自己人格的投影，而且认为文艺作品所表达的审美理想愿望不仅仅只是作家艺术家的主观愿望，同样也是对于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映即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的一种概括和提升。不管怎样，这些关于文艺理论的对话不仅推进了当代文艺理论发展，而且也活跃了当代文艺理论思想。

　　这是一部很有史料价值的对话集。不少当代文艺理论家在对话中不是简单地介绍已有的思想和理论，而是说出了不少正在思考而没有完全成形的思想。尤其是他们在对话中还回应了一些批评和指责，这是有相当史料价值的。有些文艺理论家生动地叙述了自己的思考过程，即如何发现和解决文艺理论的基本问题和前沿问题的，如何创新和建构文艺理论体系的，如何介入和提升当代文艺实践的，如何洞明世事和练达人情的。这些文艺理论创造经验是人们渴望了解而又很难在那些逻辑谨严的论文中出现的，有利于青年学子理论思维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参与当代文艺理论家的对话的，绝大多数是活跃在文艺前沿的资深文艺理论编辑、文艺批评家和文艺理论家。他们的问话不是简单的提问，而是对当代文艺理论的基本问题和前沿问题有较深层和较系统的思索。因而，这些问话不是文艺理论家思想的简单助产，而是既有对文艺理论家思想的补充和引申，也有与文艺理论家的理论交锋。（郑晓丹，作者单位：枣庄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