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赵翼论诗说：“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这生动地说明，即使很超前的创新，在一定历史阶段后又会为新的创新命题所取代，社会生活永远处在“日日新”的变动之中。

　　中国政治学是在邓小平同志亲切关怀下，在改革开放后得到恢复和发展的。今天，政治学研究已涵盖社会生活多个方面，为推动改革开放和政治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变迁和改革发展稳定形势，尤其是面对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实践，政治学迫切需要拓展研究视野。其中，加强政治设计研究是拓展政治学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方向。

　　应当看到，这些年我国政治学界在政治设计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比较扎实的成果。比如，秦德君所著《政治设计研究：对一种历史政治现象之解读》一书，在对历史上政治设计作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对政治设计的功能、价值、范式、历史渊源、技术规范、现实运用等提出了许多新见解。但从总体上看，这方面的深入研究还非常少。

　　政治学的产生源于社会生活的深层需要。23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政治设计作为人类历史中一道厚重多彩的景观，与整个人类精神和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政治设计是容纳了丰富历史经验和政治智慧的社会实践，它从本原上影响一个社会的“合理”程度，其目标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现公共生活的“善”。同时，政治设计是有着系统方法论的经世致用的社会技术。

　　历史经验表明，很多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单单靠“讲道理”是不够的，更需要以科学方法和思维进行制度、体制等方面的建构和创新。比如，即将展开的“十三五”规划在一定意义上就属于一种政治设计。制定指导性强、科学性高的规划，对于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无疑具有重大作用。再如，把反腐败的希望寄托于“人性完善”是靠不住的，为政清廉不仅要靠人的自律，更要靠制度约束，需要设计和创制科学的法律制度。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已经有条件对重大问题通过政治设计的思维和技术方法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更为系统、有效、择优地解决这些重大问题。现阶段推进政治设计研究，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现实需求：一是从学理上梳理、归纳历史演进中政治设计的基本实践与基本类型，并探寻其背后的历史动因；二是对人的主体性、主体精神在历史发展中所起作用及其与“社会自发秩序”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三是进一步吸纳政治设计的历史经验，遵循科学方法，为今天的政治发展尤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优质的资政参考。比如，当下中国特别需要推进法治和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刚性规则体系，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存在诸如创新不强、思想比较老旧、长期跟踪研究不足、科学规范不够、理论提升不够、数量分析不够等问题。社会生活一日千里，政治学作为一门与社会生活有着较强联系的学科任重而道远。政治学研究者应发扬关注现实生活的传统，将政治设计引入政治学研究，更多通过政治设计的方法、技术为重大公共决策提供切实有效的智力支持。（王邦佐，为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原党组书记、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