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交往是人类跨入文明门槛后就开始并将一直持续下去的基本实践活动。回顾自己探索人类文明交往历史的学术历程，许多时候又回归到“何谓历史”这个史学原问上来，尤其是回归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历史观上来。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作为历史科学分工而不可分割的自然史和人类史，实际上就是自然和人类彼此制约、互动交往的宏观历史科学。我关于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观念，正是源于此种人类史与自然史相互交织的大历史观，然后又在研究世界史特别是中东史过程中逐步形成。

　　人类文明交往是一个历史哲学命题，需要认识“文明”与“交往”之间的有机联系。可以这样表述这种联系：文明的生命在交往，交往的价值在文明，文明交往的真谛在于它自身所包含的人文精神本质。文明交往的生命力、价值和人文精神，集中表现在它广泛而强大的六种交往力：精神觉醒力、思想启蒙力、信仰穿透力、经贸沟通力、政治权制力和科技推动力。这些交往力彼此作用、形成合力，通过文明的内在传承和外在传播渠道，纵横交织地汇成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

　　人类文明交往又是一个不断趋于自觉的过程，其历史主题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的自我身心的交往，其交往运行方式呈三角形路线图。三角形的底边是人与自然的交往，三角形的两条斜边分别是人与社会、人的自我身心的交往。三者的交往互动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和不同人间这“三间”联系中，以不同的具体内容与形式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人类文明交往的自觉性主题是：对自然认知上有“知物之明”，对社会认知上有“知人之明”，对自我认知上有“自知之明”。综合起来说，便是“知物之明，知人之明，自知之明，交往自觉，全球文明”。知物之明、知人之明、自知之明的核心，是要明白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通过明白发展规律而获得自觉。有了这种自觉，才能对自然不掠夺，对别的文明不霸道，对自己的文明不糊涂，从而防止文明交往过程中的“交而恶”，引导文明交往走向“交而通”的光明前途。

　　人类文明交往还是一种文明观。人类历史可以说经历了文明前史、文明史和世界历史三个时期。今天，世界面临重重危机，安全、贫穷、愚昧、野蛮、战争、恐怖主义等困扰着人类。人类文明交往的自觉是人类走出危机的重要力量，尤其是文明之间重要的和平交往形式——文明对话，在当今时代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要对话不要对抗，要和平不要战争，应成为国际关系中文明交往的趋势。为了促进这一历史进程，我们需要新的文明观。尽管当今世界战乱不断，但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人类总要在一个地球上生活，各种不同文明总要交往对话，这就需要有公认的文明交往秩序和道德伦理。

　　总之，人类历史是人类文明交往从自发走向自觉的历史。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观念反映着不同文明之间和同一文明内部的交往，反映着物质、精神、制度、生态等文明的交往关系，反映着人类对真、善、美良知本性的弘扬。它强调“联系”反对“隔绝”，关注“变化”反对“僵化”，主张“整体”“和谐”，并把这些哲学概念化为“交往”“互动”，从而形成了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哲学观念。这一历史哲学观念的核心思想是人文精神，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有机统一。正如《易·贲》所讲：“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中华文明的大文明观。也正如司马迁所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他关于天人、古今和自我关系的大历史观。探究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观念，是一个需要长期深入思考的问题。只有不断完善它，把握其内在规律，才能促进人类和谐相处。（彭树智 作者为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名誉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