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前和中长期的增长速度，始终是时下关于中国经济的最大关注点。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实现了7%的增长率，既如年初确定的增长目标所预期，又令人颇感来之不易。说这个速度符合预期，是因为它与多数研究机构所估算的潜在增长率相符，表明经济增长实现了生产要素的充分利用，从而为改善民生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在“三期叠加”挑战下取得这样的发展速度，并且实现了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更加合理，经济增长中的可持续因素增强，说明这个速度不是简单地靠宏观经济政策刺激出来的，而是改革和发展方式转变初步成效的体现。既由于这个速度的取得，更由于这个速度的健康内涵，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中国经济的近中期增长态势充满信心和保持乐观。

　　不过，在中国经济稳中求进、“十二五”规划完美收官之际，也有少数国内外观察者和经济学家对于中国经济存在着一定的疑惑和悲观预期。其一，以电力等能源、交通运输和财政等增长率的更快减速，乃至GDP的平减指数因技术原因被低估等为由，质疑2014年和2015年上半年的增长率数字。其二，对中长期能够达到的增长率做出悲观的预期。例如，有国际大牌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经济增长将回归到（世界）“均值”，即2013—2023年期间仅为5.0%，而2023—2033年则进一步下降到3.3%。其三，有的干脆建议中国政府放弃GDP目标，以避免经济波动及其导致的悲观预期干扰社会的信心。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表现之一，就是GDP增长不再保持2012年以前接近10%的高速度，我们应该认识和适应这个新情况，惟其如此，才能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积极引导新常态，通过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把经济增长动力从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然而，如果误解宏观经济数据，误判当前的经济增长形势，不仅不利于保持和提振信心，还会误导宏观经济政策，贻误乘势而上的改革战机。

　　一、澄清经济数据的误读

　　为了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把增长动力转到创新和生产率提高上来，应该逐渐改变以往地方政府“唯GDP”的倾向。但是，作为一个预期性指标，GDP增长率仍然具有趋势预测和预期引导的重要功能。而且，虽然经济发展不仅仅是总量的增长，而应该包括结构优化、绿色环保和可持续性等更为丰富的内容，并且得到了广泛的共识，但迄今为止GDP增长率仍然是最概括的指标。因此，确定一个与新常态特点、实际可能性和努力方向相符合的增长目标，仍然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对于那些质疑中国GDP增长率的研究，指出其各自存在的技术缺陷是有意义的。例如，国家统计局从统计实践回应了认为GDP平减指数被低估，从而高估实际增长率的说法。退一步从大逻辑上说，即便平减指数有低估偏向，其只能产生历年存在的系统性影响，却不能因此而单单质疑某一具体年份的增长率数字。此外，许多研究表明，GDP增长率对能源和交通运输增长的弹性很高，而且当GDP增长率超过一定水平时，这个弹性进一步提高。甚至财政增长也具有类似这样的临界点。也就是说，当GDP增长率达到较高水平后，能源和基础设施的投入增长更快（也意味着投入驱动的问题更加突出了），财政收入也在更高的台阶上加速增长。反过来看，当经济增长从高速向中高速下降之时，这些投入和财政收入的减速也更快。所以，上述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怀疑论，技术角度的质疑是可以解释的，而在逻辑上则缺乏一致性。

　　至于那些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的怀疑论者，由于其所依据“回归到均值”这样所谓的“统计规律”，把众多国家在长期发展时期的丰富的增长实践，淹没在一组面板数据之中，特别是忽略了发展中国家具有的赶超特点，未能回答以往的赶超经济体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以及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何以实现高速经济增长，因此，也就没有能够提供令人信服的减速依据。以这种研究方法论，为中国经济未来20年预测出的增长百分点，就如同按照世界上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的尺码做出一个被称为“均值”的鞋子，并宣称这是任何一个活生生个人应穿的尺码一样，显然是不足为据的。

　　其实，怀疑论者津津乐道的技术细节不仅说不通，而且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所以，讨论中国经济增长的表现和长期趋势，我们还必须回到包括周期理论和增长理论在内的统一的宏观经济学逻辑上来。

　　二、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说到宏观经济学的逻辑，著名的《经济学人》杂志对中国在2015年上半年实现的7%增长率持怀疑态度的逻辑是：政府年初确定了7%的增长率目标，半年过去后恰好就达到了7%，这个巧合太完美了以致令人难以置信。其实，评论者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中国政府确定经济增长目标的方法论正在发生悄然而合理的变化。2013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指出：“必须使经济增长与潜在增长率相协调，与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和资源环境的承受能力相适应。”如果说中国增长率目标的确定，在2012年之前具有一定外推式、经验决定特点的话，从那以后则主要依据生产要素供给、生产率提高和资源环境承受能力所决定的潜在增长率。决策咨询部门和经济学家对于中国潜在增长率的测算，虽然存在一定的分歧，如分别有个别研究者估算出较高或较低的潜在增长率，但大多数得出了近期7%左右，并呈现逐渐降低趋势的预测结果。

　　以笔者的估算为例。总体判断是，从“十二五”时期开始，由于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每年都在减少，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导致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因素（人口红利）包括以下几方面。首先，由于已经发生的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以及预期2017年后出现的经济活动人口负增长，劳动力短缺现象持续存在，工资成本提高较快，制造业比较优势降低。其次，由于人口抚养比的下降，以及劳动力不再具有无限供给的特征，以往的高储蓄率和高资本回报率难以为继。第三，新成长劳动力增速的放缓，使得人力资本改善的速度也减慢了。最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逐渐减慢，构成过去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主要源泉的劳动力重新配置效率的改善也将逐渐减速。

　　依据上述生产要素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趋势，我们测算的结果表明，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从改革开放伊始到2010年期间的10%左右，下降为“十二五”时期的平均7.6%，进而“十三五”时期的平均6.2%。作为一种经济增长潜能的估计，以一定时期的平均趋势进行表达较为恰当，如上述阶梯式的变化。但是，为了说明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我们也不妨看一看相关年度的数字。

　　例如，近年来的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分别为：2012年7.7%和7.9%，2013年7.7%和7.5%，2014年7.4%和7.1%，2015年7.0%（上半年实绩和全年预期）和6.9%。两者总体来说是相契合的，在更大的逻辑上验证了实际经济增长绩效的可靠性。不过，我们也需要对何以自2013年以来实际增长率，均以微小的幅度略高于潜在增长率做出解释。这里估算潜在增长率，是按照静态分析方法论进行的，假设没有发生可以改变生产要素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新变化。然而，旨在提高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的改革效应，终将会或迟或早逐渐显现出来。因此，在其他可能的干扰因素之外，假设潜在增长率由此而有适度提高是完全合理的。

　　与潜在增长率相符的实际增长率，不仅可以被证明是可行、可靠的，也是可以接受的增长率下线。按照潜在增长率的定义、菲利普斯曲线和奥肯定律，与增长潜能相符的增长速度，可以达到生产要素的充分利用，因而既不会形成通货膨胀，也不会产生周期性失业。近年来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在4.1%左右、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在5.1%左右，不仅显示近年来的增长速度是真实可靠的，也表明这样的速度是可以接受的。因此，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怀疑目前中国GDP增长率的可靠性，必然在分析中产生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逻辑难题。

　　三、保持适当且必要的增长率

　　2015年预期的GDP增长7%目标，符合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把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既不低于也不超过潜在增长率的水平上，是十分适当和完全必要的。换句话说，做出7%的增长数字是被高估的这样一个判断，隐含的意思则是认为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这种结论是一种老套的思维逻辑，不仅做出的是错误的判断，还可能产生政策误导。

　　一般来说，实际增长未能达到潜在增长能力，是由于需求不足所造成的。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中国经济增长有过四次低于8%的经历。前三次经济增长率的低点，都表现为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形成较大的增长缺口。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最低点是1981年，实际增长率为5.2%，而当时的潜在增长率为7.6%，前者与后者之差即增长缺口为-2.3个百分点；第二次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最低点是1990年，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分别为3.8%和6.9%，增长缺口为-3.0百分点；第三次是2008—2009年的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最低点是2009年，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分别为9.2%和10.4%，增长缺口为-1.4百分点。

　　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能力因而形成增长缺口，意味着生产要素和生产率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因此会产生失业现象，这种情况下通常表现为周期性失业率的提高。事实上，在上述三个周期的低点年份，相应都出现了就业压力加大和失业率上升的现象。因此，这三次增长速度的下行，都属于典型的宏观经济周期现象。

　　从2012年开始并持续至今的第四次，即最近一次GDP增长率低于8%的情形，实际增长率并没有低于潜在增长率，因而也没有形成增长缺口。与此相应，劳动力市场状况正常，失业率保持稳定。自2008—2009年世界性金融危机以来，尽管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但世界经济和发达经济的增长速度在回升，因此把这个趋势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趋势结合，得出后者是由于外需不足所导致的结论是不符合逻辑的。很显然，这次经济增长速度下行，是伴随潜在增长率下降出现的结构性变化，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表现，而不是周期性现象。正因为如此，目前的7%仍然是一个可以达到改善民生要求的增长率。

　　相反，如果误把目前的增长减速归于未达到潜在增长率的周期现象，则容易导致在政策抉择中失去应有的定力，从而造成刺激性政策的过度使用。需求冲击所导致的周期性因素始终是存在的，适时实施宏观经济反周期政策也是必要的。但是，使实际增长超过潜在增长能力的政策措施，则属于过度刺激，会妨碍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局。一旦造成进一步的产能过剩，甚至在非实体经济领域刺激出资产泡沫的话，还会酿成系统性风险。因此，正确认识并保持目前的增长速度，也符合调整产业结构、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要求。

　　四、潜在增长率与改革红利

　　实际增长率固然不应超过潜在增长率，但是，潜在增长率自身却是可以得到提高的。我们估算和预测的潜在增长率，其实只是假设没有新的增长源泉可能达到的增长能力。从比较动态的分析角度看，这样的预测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实际上，由于中国所处的特殊改革阶段和发展阶段，经济运行现实中仍然存在着一系列体制和机制障碍，既妨碍对生产要素供给潜力的充分挖掘和利用，也阻碍全要素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因此，通过全面深化关键领域的改革，消除这些体制性的障碍，一方面挖掘传统增长源泉的潜力，另一方面开发新的增长源泉，可望显著提高潜在增长率，赢得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

　　改革与增长不是此消彼长、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相互促进的。改革红利是真实存在的，表现为潜在增长率的提高。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一方面，仍然有挖掘生产要素供给等传统增长源泉的潜力，另一方面，增长动力终究要实现向创新或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转换。以下我们举例说明，在若干领域进一步推动改革，如何立竿见影并显著地提高潜在增长率。首先，户籍制度改革既有利于提高非农产业的劳动参与率，增加劳动力供给及其稳定性，也可以通过劳动力转移保持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提高。其次，通过教育体制改革和劳动力市场发育，改善人力资本积累及其激励机制，满足产业升级优化对技能和创造力的需求。第三，深化投融资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更有效率地配置资金，可以延缓投资回报率的下降。最后，简政放权等一系列促进发挥市场作用的改革，将创造一个能者进、庸者退的竞争环境，从而大幅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在对劳动参与率、劳动者素质、全要素生产率做出一定幅度改善的合理假设下，我们对改革红利进行了定量模拟。估算的结果是：在上述关键领域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可以使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静态预测的基础上提高1.0—1.5个百分点。值得指出的是，改革红利的测算是高度理论化和理想化的，只能作为一种方向性的预期来看待，而不必拘泥于具体的数字。

　　以“十三五”时期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近中期代表，经济增长的实际表现，将由按静态方法估算的潜在增长率以及能够获得多大的改革红利决定。也就是说，只要不是采用过度刺激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超过6.2%静态潜在增长率的经济增长速度既是可行的，也是可能达到的。最重要也是合理的预期是，这样的增长速度将保证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速度要求，即在2010年基础上GDP总量翻一番。

　　2010年中国GDP总量为40.89万亿元，在2014年之前的实际增长基础上，如果2015年增长7%，按照2010年不变价，GDP总量将达到59.68万亿元。这样，在“十三五”时期只要实现6.5%（略高于我们测算的潜在增长率），即可达到81.77万亿元，实现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番的目标。由于6.5%的增长速度与6.2%的静态潜在增长率仅存在微小的差距，所以，对这个翻番的任务既应该具有充分的信心，也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蔡 昉）